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协同发展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梁雯,女,安徽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安徽 合肥 230601;孙红,女,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安徽 合肥 230601;刘宏伟,男,安徽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物流系统研究,安徽 合肥 230601

原文出处: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间的关系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选取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及物流统计数据构建综合性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在运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得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综合指数,最后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之间的耦合作用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研究发现:各省市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与物流综合指数均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且存在显著地区差异,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协调度保持勉强协调,中部地区则由轻度失调变为濒临失调,西部地区则仍以轻度失调为主。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水平均未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由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变为物流滞后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物流协调度直接影响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今后的发展应以物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来缓解物流的滞后效应。


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物流管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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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城镇生活,中国城镇化的规模与速度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49年至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0.64%迅速增长至58.52%,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半城镇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等问题仍制约着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提高[2]。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则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成为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和关键[3]。2018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制定实施相关规划以推动长江经济带及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同时指出要通过城市群的规划建设来加强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联结性与协同性,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是当代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必经之路。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商品流通一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4]。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通常伴随着产业与人口的集聚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这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刺激了物流服务消费需求的攀升。另一方面,作为对国民经济发展起支撑作用的现代物流业在就业、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综合效应,能够促进产业联动、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就业压力,并为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以及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提供软硬件设施。城市物流业的进步在降低商品流通成本的同时也为居民带来更为便捷、优质的生活体验,城镇生活的便利性吸引了大量非城镇居民及资源自发的向中心城市集聚。在此背景下,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物流的发展现状如何?(2)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物流的协同状况如何?(3)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协调度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创新点在于:在厘清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问题的基础上以客观合理的方法实证分析区域新型城镇化的现状,拓宽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通过对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物流协同度的评价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决策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问题研究

      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3],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产业发展不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且并未形成与农业的协调发展[2,5],有研究指出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发展现状制约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6]。(2)新型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虽然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速度及质量均处于发展阶段,但是省域之间新型城镇化质量差距显著[3],普遍认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的同时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7]。(3)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保障力度不足、环境问题突出。部分地区追求高城镇化率以证明其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使得大量农村居民被动成为城镇居民,然而,资源有限的城镇却无法及时开发出配套的基础设施来保障农村进入人口的生活[1,6]。粗放型经济的累积效应使大城市出现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日渐枯竭等问题,暴雨等异常气候现象频发,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由此得不到有效提高[2]。

      (二)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吸纳过剩劳动力,在缓解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现象的同时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8]。其中,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9]。此外,服务业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拥有远高于工业的就业带动效应[10]。(2)金融。国外学者较早开展了金融与城镇化间关系的研究,认为金融通过对城市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作用为城镇建设提供保障[11-12]。国内学者研究表明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着正向带动作用[13],但是部分地区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仍未处于长期协调发展状态,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而无法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提供足够的动力,且两者之间存在差距扩大化的趋势[14]。另有学者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影响[15]。(3)生态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城镇化成为国家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必经之路。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能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带动乡村生态旅游业来推动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的提升[16];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能够在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促进周边城市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17]。

      (三)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协同发展研究

      在已有的研究中,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之间的研究成果很少,学者们对两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镇化与流通业关系的探讨中,认为具有吸纳过剩劳动力功能的流通业能够在促进城镇人口集聚的同时加速产业与城市的融合发展[18],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规模效应[19],对城镇化的长期以及短期发展均有着稳定的促进作用[20]。与此同时,人口城镇化进程中所伴随的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对流通业产出效率有着正向带动作用,而土地城镇化所引致的固定资产投资更是为流通业的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21]。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对城镇化与物流业[22]、物流业能源消费[23]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但是鲜有以研究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协同发展问题来推动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研究。

      (四)新型城镇化指标选择

      新型城镇化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门综合性课题,除了相关理论分析之外,学者们多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实证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状况。我国早期城镇化研究中,叶裕民[24]将经济、基础设施以及人的现代化水平作为城市化质量的主要衡量指标,该研究为后期新型城镇化质量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谢锐等[17]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四个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衡量指标体系。可见,人口城镇化因反映了人口向城镇集聚的程度而被多数学者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衡量指标,而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高度关联性也使经济成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又一重要衡量指标。近年来生态环境问题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熊湘辉[7]、罗琼[13]、李媛媛[15]等多位学者将环境纳入新型城镇化的考量范围,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呈现多维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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