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8)07-0121-09 从祀孔庙之制，启于东汉，后历代沿革不辍，遂演化成官方祭祀大典，这恰是展现官方儒学正统观的绝佳方式。儒家一贯注重“道统于一，祀典亦当定于一”，故而历代从祀制便与道统思想彼此呼应，遂历朝历代的从祀制度就意味着圣门系谱的更迭递嬗，①其中蕴含着丰富多变的政学讯息。进入民国，该制度并未因帝制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1919年1月3日，作为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发布《崇祀先儒令》，将清初两位大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此事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文庙从祀活动。徐世昌为何要将颜元、李塨二位大儒送入孔庙？其学术因缘与现实需求是什么？这场“颜李从祀事件”是如何运作起来的？该事件在彼时思想界的反响究竟怎样？揆诸既有研究，如上诸问题学界似尚未有充分解答，正是本文要着力探讨之处。 一、“尊颜李即尊天津” “颜李从祀事件”的发生，足可证明以徐世昌为首的政学群体对颜李学所代表的圣门系谱的认同，其间所含意蕴颇值深究。回顾学界对该事件之评价，仍多将其视为一场政治或文化闹剧。②综观诸家之说，皆认为该事件乃徐世昌借复兴颜李学之名，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之实，并凭此抵御新思潮。这自是徐题中应有之意，不过其初衷是否就此而已？若仅限于政治目的和文化立场，该视角依旧是从外缘上入手，似未能从颜李学自清末以降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考察，不免未窥全豹。 反倒是对徐世昌颇有不满的桐城学者刘声木，在其一篇短评中道出徐崇信颜李的另一层深蕴： 当□□□□之间，当局为天津某君，一时盛传颜李二氏学说，尊之者几欲跻孔孟而上之。复又有配享孔子庙廷，位次当在十哲之上等说。天下靡然从风，以为钻营地步……当时所以盛行颜李学说者亦有故。颜名元，字浑然，号习斋，博野人。李名塨，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人。皆直隶省人，与天津某君为同省，尊颜李，即所以尊天津。③ “尊颜李即尊天津”，刘氏给出的说法提供了另一种考察“颜李从祀事件”的视角，即从区域文化建构的层面着眼，徐世昌诸人依靠政治资源，利用已有的地方先贤与学术偶像颜元和李塨，从搜集遗著、倡扬学术，到完成由地方至庙堂的广为崇祀，并终登文庙祀典，将“一地学”抬升为“天下学”。此过程实与晚清“船山崇祀”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徐世昌为何于此时崇祀颜李，意欲提倡哪种地域文化资源？众所周知，颜李学源自河北，河北古称燕赵，故人们常用“燕赵文化”概括河北地区的文化。从学术范畴而言，燕赵之学即“北学”④。既然徐世昌“尊颜李即尊天津”，除却满足维护统治之需外，若从更为宏大的地域文化背景来审视，那其所依据并阐扬的学术流派即北学，这便是本文解读“颜李从祀事件”的视角。 二、“畿辅自有之学派” 清初北学曾一度兴盛，涌现颇多名家，后渐趋衰落。至清中叶，北学已呈晦而不彰之态。晚清民初，久处低谷的北学出现短暂复兴，为之后的“颜李从祀事件”积淀了相应的政学资源。 引领北学重振潮流的学术中心，正是清代著名省级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晚清直隶籍士人刘春堂曾于1895年作《莲池书院碑铭》一文，对莲池书院与北学复兴的关系详加评骘： 莲池书院者，北学盛衰一大关会也……同治初年，合肥相国节临是邦，置书二万余卷于万卷楼，以备诸生服习，后渐增至三万余卷。聘贵筑黄子寿先生主讲。先生立学古堂，增课经古。光绪七年，推广学舍，由是北方学者莫不担簦负笈，辐辏名山，燕赵儒风为之一变。先生既开风气之先，张廉卿、吴挚甫两先生联袂接轸，皆以古文经济提倡后学，数年以来，北地士风蒸然日上，三辅英杰多出其中……自书院学古堂之设，学者云集响应，皆知以空疏为耻，数十年来，儒风赖以大进……则书院之关于北学，岂浅鲜哉？⑤ 诚如刘氏所言，北学于晚清再振，莲池书院实乃其间之一大关会。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先后两任直隶总督重视文教，扶持办学，并延聘黄彭年、张裕钊及吴汝伦担任山长主持书院，身体力行，倡扬古文与经济之学，终促使“燕赵儒风为之一变”，一批才俊奔涌而出。这些直隶籍学人“亦各乘时有所建树，或仕宦有声绩，或客游各省佐行新政，或用新学开导乡里，或游学外国归而提倡风气，或以鸿儒硕彦为后生所依归”⑥，在日后直隶乃至全国的政学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北学的经世传统。 这批由莲池书院培养的政学群体，当其治学造诣与政治地位日渐成熟之时，开始反思北学不振的现状，遂试图加以改变。如成名甚早的王树枏“读魏莲陆、尹元孚《北学正续》诸编，叹其取材太狭，且不无入主出奴门户之私，识者病焉”⑦。另一位师从吴汝纶的直隶学人赵銕卿，亦希望莲池书院诸人勇于担当复振北学之任，“与江浙湖湘竞盛，而为国家挺有用之才”⑧。该知识群体便成为复兴北学的重要力量。围绕共同目标，他们逐渐形成学术共同体，尝试多种途径恢复和抬升北学声望，力图使其跻身学术主流，获得更多话语权。《大清畿辅先哲传》的纂修和“颜李从祀事件”便是其中关键的两步。 进入民国，该政学群体虽星散各地，分任其职，但并未放弃对北学的重塑与扬播。《大清畿辅先哲传》即明证。在这次编纂过程中，颜李学被徐世昌等人视为“畿辅自有之学派”，从而被塑造为北学之最佳代表，这为后来的“颜李从祀事件”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