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文明”这一概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世纪，西洋各国将他们所取得的社会与文化发展成就冠以“文明”之称，并以此为尺度，认识、衡量并干预世界。伴随西方在全球的扩张，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与社会也因此被强行纳入这一西方“文明”体系之中。①在这一过程中，“文明”一词也由一个外来词汇变成指导与支配本土社会文化变迁的关键词，中国概莫能外。从晚清对这一概念的最初引入到产生影响，再到推动这一时期社会与文化变革、形成普遍的社会舆论，“文明”一词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当代，“文明”仍然是中国许多社会工程所标榜的文化语辞(idiom)。 太平土州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县境内，是清代广西“改土归流”后剩下的43个土司地区之一。历史上，太平土州与其相邻的安平土州原属同一土州。元末明初，太平土州从原来的安平土州中析分出来，独立成为一个土司地区。1917年，太平土州、安平土州及广西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土司结束他们的历史进程，全部被“改土归流”，太平土州与安平土州及邻近的下雷土州成为当时新成立的雷平县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平县又被整体纳入刚成立的大新县，太平土州原有辖区成为大新县的雷平与振兴乡，以及榄圩乡的一部分。近年，振兴乡并入雷平镇，太平土州原来的管辖区域包括目前大新县境内的雷平镇，以及榄圩乡的一部分。原来的土州州衙所在地即现在的雷平镇镇政府所在地。② 太平土州与安平土州的土官均为李姓。与广西这一地区所有土司相似，李姓土官声称他们的祖先来自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始祖在宋代随狄青南征，因征讨侬志高立功而受封于此地。太平土州在历史上并无太多特别之处。因辖区有限，既不如这一地区如田州等土司势力那样强大，也不如比邻居住、号称与其同宗同族而彼此间却也不无冲突的安平土州那样引人注目。安平土州的土官在雍正年间因为土司“爱养百姓”受到雍正皇帝的亲自褒奖。③ 光绪十八年(1892)八月，太平土州岜零村出现了一块石碑。其碑文于20世纪80年代被收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之中。兹移录于下： [碑额]万古不刊 世袭太平州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李为给执照事。照得本州自古以来，原有岜零村置丁一处，以便本堂有小工之夫役。兹据该村置丁李启新、凌攀桂、梁作显等到堂禀称：民等居乡，勤苦耕种，日不暇晷，人丁单薄，不能分应小工之役，情愿备款以助办公。恳请准民等解置免役，俾得专心力农，而便应税纳粮，伏乞给照，以杜后累，而舒民困，等情。据此，本州覆查无异，体恤民艰，应如所请，相应给照。为此，照给岜零村李启新、凌攀桂、梁作显等遵照。准尔等本身及世代子孙，永远免应本堂大小工之夫役，并准尔等后来之子孙，出应考试，如有开办学堂，亦准尔等送各子孙入学堂肆业，以开风气，而进文明，一概与平民无异。在前尔等所耕之田地，亦仍准尔等耕种纳租，不要尔等之后人出应夫役。给照之后，如有何人妄行催派夫役者，准尔指名禀究，并将此照竖碑，以垂永久，切切毋违，须照实。 右照给岜零村：李启庭、凌攀桂、李启新、梁作基、梁作显、凌攀凤 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日给 州行付照④ 碑文内容并不复杂。太平土州岜零村李启新等家户承耕的是土司制度下所谓的“役田”，耕种这类土地的代价是世代为土官承担某类劳役。1892年，李启新等6个家庭筹集了一笔款项交给土官，他们所获得的相应权利除了一次性免除世代所承担的夫役，还可以参加由中央王朝所推行的科举考试。很明显，这块碑文是太平土州的李姓土官与这些土民之间所签订的一份契约，契约保障土民通过购买从土官手上所获得的身份与权利。 在清代，这类石碑在广西土司地区其实并不鲜见。随着清朝中央权力向土司地区的渗透，用汉文字所刻的石碑来界定或者保障土司地区正在变化中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各类权益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这块石碑不同寻常，碑文中出现了一段旨在诠释上述契约性质与意义的一句话：“以开风气，而进文明，一概与平民无异。”这表明了土民所出资购买的是一种属于新时代的社会身份。这样的表述，说明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风气吹到了中国这一边陲地区。 进一步考察现代“文明”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该石碑上“文明”一词的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处于先锋地位。依据方维规的研究，现代西方“文明”概念早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不过仅局限在宗教范围之内；⑤黄兴涛、刘文明等人则指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明”一词是1879年黄遵宪从日本引入的“新名词”，其出处系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推介现代西方“文明”体系的《文明论概略》。⑥不过，目前所有的研究都公认即便现代“文明”一词早已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但这一概念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是在1896年之后，即在甲午战争之后，经由梁启超等人在《时务报》上的大力推介，这一概念才真正为中国人所知晓并逐渐接受。⑦太平土州的这块石碑竖立在1892年，即是说，一个在1896年还尚属新名词、只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知识分子所倡导使用的词汇已在4年前就出现在中国边疆一个偏僻的土司村落里，并进入其地方社会实践的脉络之中。 从这块石碑延伸出去进行考察，发现这块石碑并不是孤立的。同时及此后约30年的时间里，该土司地区的石碑中充满了“文明”这类“新名词”。为什么这一现代概念较早出现在相对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对这一概念的操弄和实践与该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该土司地区因此进入了现代“文明化”进程吗？本文以现代“文明”一词在中国知识界的早期传播及其抵制为逻辑起点，以晚清时期这个处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土司地区为案例，探讨现代“文明”概念在中国边疆地区的传播与实践特点。此前的相关研究，多偏重于东部沿海口岸城市对近代以来新思想、新观念、新名词的接受与推广，本文的有关讨论则可以看作是此类概念史、观念史及相关心态史研究的重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