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户部银库负责收储各省在留支与协济之外解交户部的余剩银两，在康熙中叶至道光季年之前，其库存一项长期保持在一千多万两至八千余万两之间，成为全国财政储备金的主体部分，在整体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①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廷很快陷入入不敷出、库储殆尽的绝境。由于战争期间各省例行呈报的收支报销册籍或者焚于战火，或者展限，未有呈报户部者甚多，但户部银库的黄册造销并未有间断，因而在关于咸丰时期的财政研究中，户部银库收支问题受到财政史学者们的关切。先行研究普遍聚焦于这一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量与清政府发行票钞、铸造大钱的通货膨胀政策问题。② 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数据是否准确，材料是否可靠、可信，是一项研究的结论成立与否的前提。就此而言，依据银库黄册所载数据进行收支统计的方法，在研究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上遭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咸丰朝以前，户部银库的收支以实银为主，钱文所占比例约在10%左右。③因此，可以说“清廷国库财政稳定与否，取决于实收银两的多少”。④咸丰时期，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清政府采取了铸造大钱、颁行票钞等措施，导致银库收支中银钱比重发生明显变化，实银所占比例也因为“非实银”(官票银)的出现而与此前不同。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情况使得研究者们难于简单地通过户部银库大进、大出黄册，对这一时期银库的实银收支数量作出准确统计。 彭泽益首先指出了咸丰时期部库收支中实银与官票银并存的问题。他认为，大进、大出与四柱黄册⑤所载的银两收支数据，“不过是一个记账数字，是现银与非现银，‘票银’与‘实银’等一切按银两单位计算的收付项目的总计而已”。⑥在区分了现银与非现银的差别之后，他进一步对银库收支实银数量进行了考察，其依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清代抄档中一份由皁保呈报的银库实银出入与库存数量清单(以下简称“皁保实银清单”)。由于“皁保实银清单”的“档案”性质与彭泽益开拓性研究的影响，宓汝成、岸本美绪、邓绍辉、周育民、史志宏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大体都接受了这一看法。⑦不过，对于彭泽益《咸丰朝银库收支剖析》一文立论的关键性史料——“皁保实银清单”——的性质，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假如“皁保实银清单”不能用于分析户部银库，那么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与库存数量就必须进行重新考察。基于此，笔者试图在综合吸收与借鉴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依托相关史料，对“皁保实银清单”的性质、各省解交户部银库的实银数量与规模、官票银是否计入银库黄册等三个关键性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以期厘清相关争议，从而丰富、深化学界对于咸丰时期财政问题的研究。 一、“皁保实银清单”的性质 根据“皁保实银清单”的记载，咸丰三年(1853)至十一年，户部银库平均每年仅收入20.4693万两，支出20.1321万两。这一收支规模，尚不及乾、嘉、道时期部库实银收支数量的2%。⑨至于库存银数，银库四柱册所载年均约有180余万两。而“皁保实银清单”显示，库存实银数量在咸丰三年至十一年间，年均仅为9.1043万两，同治朝前三年更低至5.8440万两。这一数量与此前雍、乾、嘉、道时期部库存储实银数量相去甚远。基于这份清单，彭泽益判定，咸丰时期的部库实银收入，就其规模而言，“大约只抵得上两个中等县份的田赋收入”，“可说是微不足道了”，“这正好说明咸丰朝银库空虚已达极点，当时确是严重到所谓‘罗掘俱穷’的地步”。⑩ 就笔者所见，相关研究之中，仅有邵义对彭泽益的研究观点提出质疑。邵义列举了大量史料，试图证明“皁保实银清单”所载实银数目准确性的前提并不存在。(11)应该说，邵义的研究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仍未能够从根本上解释“皁保实银清单”的性质。 笔者通过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相关档案，发现这份实银出入清单所指并非户部银库，而系吉林银库。事情的原委是，时任户部左侍郎的皁保受命前往吉林查办案件，涉及吉林银库舞弊，随即加以清查，并将银库历年收支、亏短各数查明，开列五份清单，附于奏折，一并呈报朝廷。不过，早年的抄录者只将奏折以及四份清单誊写收入抄档之中。而且，这些折单并未被置于一函之内，而系拆分，分别收入到题名为“户部银库”与“钱法”两函之中。(12)其中，“皁保实银清单”与另一份钱文收支清单被置于“户部银库”一函内。由于早年抄档整理者的分类不慎，导致这份缺失原折、收入“户部银库”一函并由皁保呈送，题名为“银库”出入实银总数的清单，成为并不完整的史料。考虑到档案史料在学界认知中的可靠性，利用者很难发现其间存在的这一问题。 应该说，这个问题的产生与“清代抄档”的由来与整理方式有一定关系。在这里，有必要对于“清代抄档”略作说明，以供读者了解这些材料的性质、内容、特点与存在的问题。1930年至1937年，北平社会调查所(13)发起了一个关于清代财政经济档案搜集与整理研究的计划。在陶孟和的支持下，汤象龙等人组织人力前往故宫文献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处抄录了相关财政经济类档案约12万件。1949年之后，这批资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藏，并被称为“清代抄档”。(14)笔者通过对“清代抄档”的查阅发现，这批材料大体可分为抄件与统计册两大类。其中，抄件部分按照档案原文抄录，以奏折、题本为主。对于数量庞大、内容繁多的内阁所藏报销册籍，负责抄录的工作人员将原有档案转化为以统计表格为载体，数据采用阿拉伯数字标写的格式。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上述资料进行了大规模整理，抄件部分被分类装订成册，数册为一函，共计340函。奏销册籍部分在分类的基础上，制成三百多册的统计档册。(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