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9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8)03-0040-04 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提出了新时期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工作方针。根据目前共青团组织干部队伍结构的实际情况和党的青年工作对团干部队伍的要求，实行新型“专、兼、挂”干部结构是共青团干部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一、干部与共青团组织：理论与历史 共青团作为与共产党高度同构的政治性组织，干部体制是分析其组织的关键维度，也是研究和透视政党组织的关键一环。共青团组织的组织结构中包括团员和团干部。团员是团组织成员的一般身份，团组织的骨干成员即为团干部。团干部是推进党的青年工作发展的骨干力量，主要包含专职干部、兼职干部、挂职干部三种类型。所谓专职团干部，一般是指在各级团组织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且专门从事共青团工作的人员，负责机关的日常运转，有专门的分工。专职团干部的选拔方式比较严格，一般要按照党政机关专职公务人员的遴选机制进行选拔。所谓兼职团干部，一般是指在承担本职工作的同时，兼任团内某一职务、以部分时间或业余时间从事团务工作的团干部和工作人员，不脱离原来的工作岗位。所谓挂职团干部，一般是指相关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或者公务人员的个人愿望，以挂职锻炼形式到各级团组织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有一定限期的职务。团干部挂职的形式主要存在于体制内，是公务人员跨部门或跨级别的临时调动，主要目的是弥补干部能力不足、实现部门间资源互通、解决单位或部门人手不足等问题。 回顾共青团的历史，可以看到“专、兼、挂”干部结构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表现。中国共青团成立初期，长期存在着“党团不分”的情况，团干部通常是由年轻的党员兼任。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之一，同时也被陈独秀委派作为青年团组织的发起人。[1]这一时期，青年团的干部以兼职为主。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党团关系的逐渐理顺，团干部队伍的专职化越发显著，但兼职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很多地区共青团的工作转入地下，专职团干部数量大大减少。由于地下活动的需要，共青团干部都有另外的身份作为掩护，这是一种特殊时期的“兼职”方式。1935年，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国共青团被改造为青年救国联合会，共青团干部分散到各类青年救国团体中去担任领导职务、发挥先锋作用。这一时期，共青团干部结构以兼职为主体，专职团干部随着共青团组织改造而消失。[2]1949年以后，共青团恢复建立。直到“文革”之前，共青团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专职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兼职团干部在这一时期基本不存在。改革开放之后，共青团再次恢复了组织的功能。但是在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下，其干部结构面临着新的挑战，兼职团干部在整个团干部队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随着政党、国家、社会空间格局的变化，干部交流制度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之间逐渐生成，挂职团干部这一干部类型也应运而生。就此，共青团“专、兼、挂”三种干部类型同时存在。[3] 二、共青团改革与“专、兼、挂”干部结构提出：打破体制区隔的干部逻辑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共青团改革：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塑的政治逻辑。在“一盘散沙”状态下的近代中国，政党成为最重要的组织化力量，而在组织和凝聚群众力量的过程中又形成了政党的外围群团组织。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青团形成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稳定关系，形成了有效运转的青年工作体系。[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与网络社会生成之后，共青团工作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所形成的一些特点，使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团组织的组织形态，开始有些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群众的生存状态与交往方式，呈现出“四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而作为中国政治体系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青团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这就意味着，共青团实际上是党联系国家、社会的一个制度性的组织化载体。因此，完善共青团与党、共青团与国家、共青团与社会之间关系，就成为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空间与战略选择。 (二)机关“专、兼、挂”干部结构提出与打破体制性区隔：共青团发展的干部逻辑。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宏观上建立了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微观上建立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单位社会体制，用行政化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将干部与职级联系起来。作为政治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群团组织，也被纳入这一框架之内。后来，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在整体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当时所形成的体制安排与管理方式依然还以新的形式体现着，这就导致了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说法。虽然，政治运行已经形成了政治领导与行政管理的区分，但是在干部使用与管理上，却依然还是以行政化的方式进行，行政化、机关化的问题由此产生。 对于共青团来说，该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书记班子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人员来源与任职方式上，必须都是以公务员身份与科层制方式进行安排与运作，由此导致了所谓体制性的区隔。书记班子成员的“专、兼、挂”方式，其中挂职使体制内的区隔得以打破，使体制内其他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不同级别的区隔得以打破；兼职使体制内外的区隔打破，使所谓体制之外的优秀青年领袖能够成为共青团书记班子成员。书记班子成员的“专、兼、挂”结合的新举措，突出了“以工作需要”与“唯才是举”的理念。上海作为改革试点，更是提出了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身份、不唯职级选拔群团干部的做法，按照“减上补下”的原则补缺口，强一线。[5]该方案的实施是遵循着新的理念与逻辑，迈出了从关键环节入手推动共青团组织形态整体性重塑的实质性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