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化推进，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形态在过去三十余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已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居民社区(陈钊等，2008；郭于华等，2014)。这些社区之间，在公共服务和设施、居民构成等方面差异明显(夏建中，2012；黄怡，2004)。居民社区间的差异，对居民家庭少儿的学业表现会不会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大规模居民社区层次的调查资料，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居民社区邻里构成与少儿学业间关系的研究，几乎付诸阙如。 邻里效应指社区邻里层次的特征对社区居民个体生活所具有的影响(Sampson，2002)。中国城镇居民社区间的差异，对居民家庭少儿学业所产生的影响，就是邻里效应的一种典型体现。关于居民社区邻里构成与少儿学业间关系的探讨，是围绕着社区邻里效应是否存在展开的(Mayer & Jencks，1989；Ellen & Turner，1997；Sharkey & Faber，2014)，形成了社区邻里无用论和社区邻里有用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国古代孟母为孟子童年教育三迁其居择邻而处的故事，讲述了孟母对邻里有用论的判断。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邻里效应是否存在，我们却不得而知。 本研究运用2014年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中关于城镇社区、家庭、成人及儿童的数据，构建邻里结构性集聚特征指标，使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资料，揭示邻里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结构性优势集聚对少儿学业的影响，从而回应并拓展邻里效应之辩。在此基础上，指出本研究所具有的政策含义。 一、邻里无用论与邻里有用论 社区邻里无用论者强调社区邻里构成的阶层同质性(Castells，1978)。该论认为，社会成员先有社会结构位置，而后才匹配到相应的社区居住空间(Logan & Molotch，1987)。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决定着他对社区居住空间的选择，阶层处境相似的个体通过选择，而聚居在相似的社区居住空间中。这样一来，社区邻里构成其实是社会分层的后果，导致了社区邻里构成的阶层地位同质性。因而，在控制阶层地位后，社区邻里构成对少儿学业不会有显著效应。 社区邻里无用论虽得到了一些经验资料的支持，比如，以修厄尔(Sewell)为代表的学者发现，在控制少儿家庭背景变量后，社区邻里特征对少儿教育获得并无效应(Sewell，1963；Sewell & Orenstein，1965；Sewell & Armer，1966)。Leventhal等对MTO(Moving to Opportunity)①等大规模住房搬迁数据的分析发现，由贫困社区搬迁到更好的社区儿童，学业成绩并无显著提升(Leventhal & Brooks-Gunn，2004；Jacob，2004；Sanbonmatsu et al.，2006；Fauth et al.，2004，2007)。然而，社区邻里无用论将社区邻里构成差异还原到居民个体阶层地位来解释，忽视了个体间的社会互动，也忽视了个体行动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嵌入性。 社区邻里有用论者认为，空间，尤其是居住社区与住房，其本身就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维度(Wilson，1987；Massey，2007；Chetty et al.，2016)；居住位置把居民与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组织和服务设施联系起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机遇和日常互动(Massey，2007；Sampson，2012；Sharkey，2013)。社区邻里对青少年学业产生影响的一个主要机制是空间集聚(spatial concentration)效应，②即因特定同质群体集中地聚居在相对小的空间尺度(比如社区)中而产生的溢出效应。社区优势集聚有利于青少年学业发展，相反，邻里弱势集聚则不利于青少年学业发展。社区邻里优势集聚意味着更好的周边设施、资源以及邻里为青少年提供的成年榜样(Ainsworth，2002)。优势集聚可以表现为居民社区的周边设施和资源优势集聚；也可以表现为社区居民的阶层地位优势集聚。由于资料限制，本文着重讨论与阶层相关的社会经济地位优势聚集效应。优势社区不但拥有高质量的学校、社区中心、儿童设施等公共品，有助于青少年学业发展(Wodtke & Parbst，2017)；而且，优势聚集社区的孩子，还能从邻里那里获得较好的示范。在以工作稳定、受教育良好的中产阶层成员为主的社区中，邻里长辈为孩子提供了积极向上的榜样，孩子们更重视教育、遵守学校规范、努力学习。在这样的社区里，青少年更不容易辍学、学业表现更好、更可能上大学(Datcher，1982；Crane，1991；Owens，2010)。 相反，在贫困社区里，邻里贫困集聚影响着青少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Dupere et al.，2010)，也限制了他们的受教育机会(Garner & Raudenbush，1991；Morenoff & Tienda，1997；Galster，2012)。此外，居住在贫困社区中的青少年，不但被孤立于中产阶层生活环境之外，缺乏与中产阶层成员的互动，难以得到成年中产阶层成员榜样的鼓励、示范和纠错；与失业、贫困成年邻居的朝夕互动，还可能使他们接受与学校倡导的主流规范不一致的规范，进而在学习态度和行为上陷入与学校冲突的状态(Wilson，1987)。 邻里有用论不是把社区邻里构成差异还原到居民个体阶层地位来解释，而是将个体间的社会互动置于社区阶层结构与空间分布之中，考虑到了个体行动的社会情境嵌入性，揭示了居住空间分化在不平等再生产中的作用。其基本论断和有关研究发现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实问题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