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运动以来，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改变当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就必须彻底放弃我国古代王道政治的落后观念，全面学习近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的先进思想。然而，伴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快速发展和迅猛崛起，其民族自信心可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此情此景，今天又有不少学者主张，必须重新检审中国传统王道政治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并从中寻觅理论资源，以便有效求解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是也非也？抑或何去何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笔者在本文中采用国际宽视域的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王道政治的天下观与西方近代生成的霸道政治的国际观进行了比照对勘，并对其伦理视差进行了深入揭橥。以便激发我们去思考，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时，能否用本民族传统的国际政治伦理智慧，在重塑当今世界秩序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 一、重农抑商的封闭求稳与商贸经济的开放求变 要对中国天下观和西方国际观的伦理视差予以深入剖析，首先要从双方在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入手，进而对各自心理观念的差异性予以仔细诠释。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这片广阔的温带大陆上，四周被高山、沙漠、草原、大海隔离开来，在这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分布着雄浑的黄土高原、众多的大江大河、广阔的平原地带和复杂的山脉沟壑。特别是黄河流域疏松细腻的黄土，为古代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的出现奠定了天然根基，这就使得中华民族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而历史上西北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不断侵扰，一方面使得大量南迁的中原民众，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展至长江以南地形复杂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游牧民族被同化到农耕文明中来。悠久的农业文明在造就华夏民族勤劳节俭、笃实宽厚、谦和好礼、重义轻利等优良品质的同时，也使得其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呈现出保守内敛型特质。诸如：长期的农耕生活使得人们对土地产生高度的依赖感，养成了“金窝银窝不如家中的土窝”“落叶归根”“狐死首丘”等安土重迁、不愿流动、依恋家乡的心理，在潜意识中对流动迁徙的经商活动以及漂泊在外的陌生人，抱有一种天然性鄙薄和怜悯态度。由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使得人们自我陶醉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家田园生活之中，缺乏积极向外拓展的心理动力。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中，人们长期聚族而居，形成了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家庭孝道伦理，它注重追求人的身心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安宁和谐，漠视对个体权利的争取。传统农业生产高度重视五行相生相克、四季周而复始的自然观，并严格遵守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规律，这种经验的不断积累，极易产生墨守成规、保守怀古的封闭心态，难以打破常规和开拓创新。 与中华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构成西方文明底色的两希文化，深受波澜壮阔的大海的影响。地中海东岸耶路撒冷附近，一方面，这里到处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沙漠，极不适宜大规模的农业耕种，在这一“新月形”地带上造就了古希伯来人的游牧生活，另一方面，它又是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的咽喉要道，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帝国都在这里争雄逐鹿，各种贸易商队川流不息，使之成为贸易集散之地。而身居地中海的希腊文明，生成于狭长的半岛之上，同散布在其周围的诸多孤岛一样，土地贫瘠，难以形成完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不断地殖民迁徙和海上贸易活动，成为其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此，奠定了欧洲民族独特的社会心理特质。例如：希伯来民族多次丧失主权并流离失所，维系其民族生而不灭的奥秘，既不是血缘性宗族纽带，也不是地域性乡土情怀，而是对创世之神耶和华的坚定信仰与期待，经历中世纪漫长的传播与形塑过程，转化为近现代欧美各民族对上帝的皈依与信靠。而居住在地中海各岛屿上城邦或城镇中的希腊罗马人，由于主要依靠商业贸易维持生存，形成了追求金钱与利润、注重律法与契约、张扬个性与平等的精神特质，经过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演变为基督新教的经济理性观、神圣天职观、新型禁欲观等，并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支柱。黑格尔曾经指出：“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里，把他卷入到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1](P134)应该说，尽管黑格尔对中国建基于大河之上的黄色土地文明存在偏见，但他一定程度上洞察到了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对东西方民族心理差异的深刻影响。 二、天人一体的共生共在与神人二分的主客对立 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在思维方式上通常以“统观”或“会通”的方式观察宇宙、社会和人生，着眼于天、地、人、神的相互依存和密切联系，认为不仅人体小宇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天地大宇宙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宋代力倡王道政治的朱熹，把“天理”视作人间秩序的终极道德依据，人类只有体认到天理的重要性，才能形成对宇宙秩序的认识，对人类和万事万物的敏感。张载发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义理，在《正蒙·大心篇》中主张：“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人只要获得了这种认知，就能够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王阳明在其《大学问》中更进一步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不难看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将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统摄为“天下一家”“天涯若比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情怀，由之，形成了崇奉“以和为贵”的国家政治哲学以及民族国家间“和而不同”的道德宽容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