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早在中共十八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当选之初就已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十九大报告中14次提到“美好生活”，5次提到“幸福”，并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①结束。可见，究竟什么是美好生活？这是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现实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我们不仅要通过改革、发展努力加以满足，还必须加以正确引导。 一、何为美好生活的思想史理解 在汉语中，“美”“好”都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分别解释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好，美也。从女子”。也就是说，“美”本意是羊大肥美，“好”本意指女子貌美。“美好”二字并用，最早见于几乎同时代的两篇著述中。在《庄子·杂篇》中，形容盗跖“生而长大，美好无双”，“长大美好，人见而说之”；在《九章·抽思》中，屈原反复咏唱“憍吾以其美好兮”。两篇中的“美好”都是指容貌漂亮，后来含义才发生了引申。总体上看，在汉语语境中，“美好”一直用以表达带来愉悦心情的事物，美好生活就是能带来愉悦、快乐的生活。这与中国文化悦纳万物、享受生活的乐感特质有着极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各主要流派都围绕美好生活及其实现展开了思索和筹划。《诗经》率先期待“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生活，期盼能够“适彼乐土”。《礼记》描绘了“大同”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儒家的美好生活理想。老子则推崇“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这些都表达了古代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向往。 在西方，何为美好生活以及美好生活何以可能，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是伦理学、政治哲学的主题。苏格拉底强调人生的省察，将哲学视为美好生活的向导，认为追求智慧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则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美好生活及其何以可能作了系统的经典论述。综观亚氏的论述，美好生活是人们在拥有中等财富——一定的生活必需品(即他所谓的外在的善)之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生活方式和活动；这种生活不是手段，而是以自身为目的，是最高的善，是人们追求的终极意义，是“eudaimonia”(幸福)。他认为，大多数人，无论是一般大众还是出众的人，都会把幸福理解为生活得好。换言之，美好生活和幸福是内在一致的。从其词源上讲，“eudaimonia”包含“eu”(好的或善的)和“daimon”(神灵、守护神)，亚里士多德强调，最完善的幸福是只能以人自身中神性的东西才能过上的生活，“即使幸福不是来自神……它也仍然是最为神圣的事物”②。可见，与中国偏重感性相比，西方从一开始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就有一种神性、灵性的维度。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指出，幸福美好生活不等于物质满足，最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智慧或沉思的生活；幸福美好也不等于消遣和快乐，而是合乎德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幸福美好不仅在于活得好，还要做得好；幸福美好不能靠运气和恩赐，而要靠学习和实践；幸福美好不能只靠个人达到，而必须在公共生活中，由政治学来把握。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美好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至关重要，影响直至今日。 在基督教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思想家视上帝为幸福美好的本原，认为人只有通过接近上帝才能获得幸福美好。启蒙运动以对基督教的批判事实上开启了近代西方对幸福美好生活的重新理解。经过启蒙运动，人们形成面向未来的现代性信仰，今胜于昔、未来优于现在、无限进步的乐观信念和可以计量的科学理性观念，开启了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内蕴着对发展的追求，但这种发展长期以来被理解为经济增长。这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诸多严重问题，并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追求真正的美好生活或良性生存内在地构成了当代西方哲学家思索的焦点。胡塞尔强调回归“生活世界”，海德格尔期待“诗意地栖居”，弗洛姆呼唤“重生存”的生存方式，马尔库塞主张“审美革命”，哈贝马斯反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等，都是如此。对发展的反思也使得发展伦理学应运而生。与阿马蒂亚·森提出要“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念不同，德尼·古莱在其名著《发展伦理学》中鲜明地指出，发展主要涉及的是有关“什么是美好生活”的内容。他认为，“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但在更深层方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而“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是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目标；美好生活必须通过发展“拥有”足够的物品，但物品富足并不等于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和幸福根本一致：“如果不联系人类幸福的内涵，就不可能做出生活质量高下的判断”。他认为，“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的唯一发展目的是使得人们更加幸福。这也是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地不要发展的唯一目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本质上就是为人类争取美好生活的事业。马克思在高中阶段就立下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志向，认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④。这也成为马克思一生的注脚。青年马克思还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⑤。事实上，马克思提出了一条人类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普遍原理：人只有超越动物本能的需要，反思性地遵循美的规律亦即按照自由的规律(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实践，生活才可能是真正美好的，这也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受到资本的深刻宰制，沦为非人的需要，甚至异化成为资本的需要。结果，人的生活变成一种非人的、物的生活。“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⑥。在马克思心中，全面的、高级的、美好的需要构成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本质维度。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必须被超越，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扭曲或消解了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也彻底抛弃了实现真正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推翻资本主义、扬弃异化，正是为了告别人类的“史前时期”，使人们真正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