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8)05-0020-05 近年来，有关策略问题的研究开始引起思政学界一些同仁的关注，这从一些研究文献和申报课题的题目表达上可以略知一二。思政领域的策略问题主要涉及策略研究的必要性、策略的主要表现、策略的基本要求等等。本文主要讨论前两个议题。 一、关于思政领域关注策略问题的必要性 “策略”是一个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缺乏统一理解的概念。一般而言，“策略”多被理解成为达至一定行动目标所采取的对策、计谋或谋略等，也可理解为实现行动目标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的集合，或者看做是行动方针、操作方案及其推进之流程，还可理解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指导方针、操作方案、具体方式方法等要素的组合方式或匹配关系。对思政领域关注策略问题的必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1.考量策略问题的位置感。与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相比，策略肯定是属于次一等的要求；但与行动计划和具体的方式方法相比，策略又属于高一层面的东西。从策略实践的历史和实际作用看，在无产阶级不断奋斗的历史进程中不难看到，革命领袖都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且不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重视，列宁在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开头，在给马克思作“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时，专门列出了一个专题，特地介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这一专题中，列宁尤其关心斗争策略的动态应变问题，认为要善于处理社会“缓慢变化”和剧烈变化(即他称之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等不同时期的策略变化问题，并且善于以“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为依据来制定正确策略。毛泽东也曾经提出“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的重要告诫，而他的著述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持久战》等都可以看做是经典的战略、策略思想的代表作。当年毛泽东曾经用“过河”来比喻战略与策略、目的与手段等相互关系，以此看来，战略决策更多是解决要不要“过河”和从什么地方“过河”的问题，而策略则主要解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何过河和运用什么方式过河的问题，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许多活动如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都做出了战略性部署。在明确战略布局的前提下，有关策略和政策的选择就成为相对重要的问题。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势”的问题，当时他使用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说法，这里的“势”应该包括战略与策略的组合问题。在2016年12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要求。如果将两处说法结合起来看，人们不难理解其中的深刻意蕴，对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中的策略选择问题，或许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 2.考量策略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问题。人们一般认为，策略问题应该在对敌斗争中使用，在人民内部不大适用“策略”这一说法。但从工作实效角度看，策略实际上是个中性范畴，它可以通行在任何领域，在人民内部，同样也存在着策略适用的实践空间。从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这一最广义的视角看，只要存在着矛盾，就存在着解决矛盾之方式方法的差别性和针对性问题，也就存在着对策的多样性。更何况我们现今的社会矛盾表现得尤为错综复杂，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共识建构存在较大的变数，人们的利益追求和实际利益获得感也存在着较大的分野。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亲和性之表现方式，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期间就需要有不同的策略应对和政策选择。因此，在人民内部，完全可以通行有关策略的范畴。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余年前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阐述过类似的思想。他们认为，当时不仅各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问题，即便在同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照样会存在着至少是两部分人员的矛盾。他们指出，由于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于是在阶级内部形成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士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在实际中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对于玄想家们所编造的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1](P99)之后，葛兰西也明确地指出，政治的第一要素就是的确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整个政治科学和艺术都建立在这个不可规避的事实之上。因此，“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领导(有一定的目的)；领导者如何做最好的准备(政治艺术和科学的第一阶段就在于此)；以及，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如何能够了解最近抵抗路线，或人们如果希望保证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的服从可行的最合理路线。”[2](P107) 换言之，无论任何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它的内部都会因以利益为轴心展开不同的同心圆(也有可能不是同心圆)而形成不同的阶层，在客观上产生不同的价值观，至少是价值观念。这种由不同的价值观所指导的行为样式或模式构成了政治文化的分野。如果这种政治文化分野控制在“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社会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最佳境界；但如果政治文化出现背向分野，那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进一步看，除了由利益对立(或差别)所引起的文化分野之外，还会有因领导与管理的自然属性所引起的差别与矛盾。众所周知，由于领导与管理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于是，它们的自然属性形成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矛盾，而社会属性则往往会加剧或减缓这类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