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无疑最为集中而系统地展现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最为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特征，并且当之无愧地进入到经典学术著作行列的顶端。然而，这部在150多年前发表的著作，对于当今时代来说，还可能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当流俗的见解以为这部著作早已过时并试图将之归入历史陈迹的时候，当今时代的历史性实践将再一次表明，这种看法是肤浅的、短视的和无头脑的。本文尝试提出的任务是：探讨《资本论》的方法对于理解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意义，对于开启思想——深入于历史之本质性的思想——的意义，从而对于整体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一、《资本论》的辩证法首先是历史批判的方法 无论是马克思学说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会一致同意：《资本论》包含着这一学说的实质和“体系”，尽管他们对《资本论》意义的理解有重大分歧；然而，即便是稍有识见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敌或“职业批评家”，也或多或少意识到《资本论》所具有的持久意义了。当《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时候，威·桑巴特的判断是：“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1](P7-8)在经济学上以博学闻名的熊彼特——对《资本论》有过详尽的研究——则特别体会到了马克思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当他将“伟大”一词与这种生命力相联结时，马克思的伟大成就似乎意味着“黑暗中的一股力量”：我们不必相信它在构思和细节方面完全正确，甚至可以想象它基本上是错的；但一般理智上的正误在这里根本无关宏旨。“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2](P2) 在熊彼特还只是大略体会到马克思学说之强大生命力的地方，哲学家萨特则试图就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将各种学说区分为“哲学”和“思想体系”：哲学是指贯穿于整个时代的思想之母体或文化之主干，而思想体系则是围绕着哲学旋转并从中去获取问题定向和意义领域的。近代以来的“哲学”成立于三个著名的时代，即笛卡儿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的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3](P10)因此，马克思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意义领域将覆盖整个现代性统治的地带，一直延续到“自由王国”真正开始的地方，并且只有在那里才会被“一种自由的哲学”所取代。[3](P32)很明显，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就像其现实基础乃是由一整个历史时代的性质来规定的一样，它在思想—理论上作为“母体”的统摄作用首先是并且特别是方法论性质的。由于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主要被标识为辩证法，所以萨特尝试的工作就叫做“辩证理性批判”。 既然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特别体现为方法论性质的，那么《资本论》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因为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的每一部作品都为辩证法所贯彻，但他的辩证法——作为唯物史观的方法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无疑是在《资本论》中得到最为深湛而系统的表现。对于作为思想之母体的“哲学”来说，是否涉及某些历史事实，以及依特定境况而来的具体判断是否准确，在这里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例如，《资本论》当然还不可能去讨论泰罗制或计算机；或者，马克思对德国革命的某种期许并未实现等等)。就思想—理论的当代意义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资本论》的方法是否依然在开启深入于历史之本质的思想，并且通过这种思想能够去把握和揭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的说法是颇有启发性的：“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4](P383) 马克思凭借什么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从而比后来的历史理论来得优越呢?回答是：凭借他的方法，凭借在《资本论》中得到精深体现的方法，即辩证法。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和跋文中一再谈论辩证过程和辩证方法，谈论其思想方法与黑格尔的关系，就绝不是偶然的了。这不仅意味着辩证法对于《资本论》来说是本质重要的，而且意味着对这一方法的把握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它经常被遗忘(黑格尔一再被当作“死狗”来打)，它也不断地遭到严重误解(对《资本论》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5](P112、109)如果说，《资本论》的当代意义首先是并且特别是方法论上的，那么，真正把握辩证法对于理解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来说，就会是极端重要的。“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5](P43) 自黑格尔以来，辩证法之最一般和最简要的原理首先就是历史的观点，是这一观点被决定性地置入到哲学的武库之中。就此来说，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要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和内在联系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而这种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乃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5](P42)当恩格斯按照辩证法本身的规则，把黑格尔“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转变为“凡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时，这一方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便突出地显示出来了。[6](P215-217)在这里得到体现的就是历史的观点(或历史批判的观点)，这种观点要求把现成的事物把握为历史的事物，也就是说，这样的事物有它的出生和成长，有它的鼎盛时期，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