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一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警句可能是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影响最为深远、流传最为广泛的名言。40年前，我们国家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的思想大讨论，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了中国40年来社会的大变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历史文献以及围绕其所展开的哲学和思想争鸣，成为当代中国以哲学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社会进程和发展方向的经典个案，甚至可以说，把这一事件放到整个近代以来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也堪称哲学“改变世界”的值得纪念和回味的经典范例之一。毫不过分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凸显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真谛和精髓。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参与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力量，切实地发挥了“改变世界”的作用。 今天，我们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暨改革开放40周年，当年的具体历史条件已不可复制和重现，但对于哲学而言，它彰显的一个重大课题却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哲学与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哲学究竟应以何种方式介入和参与现实社会进程?或者说，哲学应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 揭开封闭整体的“裂口”：为“改变世界”开辟道路 充分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本性，揭开封闭整体的“裂口”，从而为“改变世界”开辟道路，这是哲学改变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哲学改变世界，只能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而哲学的方式意味着，哲学始终是一种“思想”，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和“物质力量”，但无论在表现方式和存在方式上，哲学首先直接的是一种“理论”的“批判的武器”。作为“批判的武器”，哲学改变世界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打破事物的封闭循环，揭开封闭整体的“裂口”，使之暴露自身的非自足性和非完美性，从而推动其突破曾被视为神圣不可逾越的绝对的界限。哲学先行揭开了事物的“裂口”，并促使人们自觉到这一“裂口”，而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裂口”，其后果就如同马克思所说：“谬误在天国为神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②，这就为“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和“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从而为“改变世界”、推进人与社会面向未来的新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 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最为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两个凡是”的盛行和人们对它的无条件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样描述这种历史背景：“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这即是说，“两个凡是”意味着存在某种自因自足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它构成了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可逾越的界限并规范和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形式和内容，正如该文所述，它要求人们的全部生活躺在“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 这种历史背景，正是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所说的“哲学性情境”。巴迪欧对“哲学性情境”做出这样的规定：“哲学情境的第一个定义是：弄清选择，做出决断。哲学情境的第二个定义是：弄清真理与权力之间的距离。”③即是说，面对特殊的历史课题，哲学必须做出选择，必须弄清其追求的真理与占据绝对控制和支配地位的、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实施专制和压迫的“权力”之间的距离。这种“哲学性情境”，为哲学介入当下，改变历史和现实提供了契机和空间。 正是充分把握和利用了这一“哲学性情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改变世界”，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找到了最为切近、最有力的方式，那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认识论原理”扯开了那些“现成的条文”的“裂口”，使“凡是”失去了其神圣的色彩，随着“裂口”被揭开，其对现实生活的规范力量和支配地位随之坍塌和丧失，新的可能性世界于是向人们悄然敞开，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也在此“情境”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和发挥。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能够扯开“裂口”，最关键和要害之处在于它发现了使“现成的条文”显露“裂缝”的有力切入点，即与僵死的“现成条文”相对立的活生生的“实践”，以人“实践活动”为基点，前者的非自足性和非完整性将暴露无遗：生活实践总是“全面而丰富的”，与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都是“片面”而“抽象”的；生活实践是包含和容纳无限“异质性”的“大全”，与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都是“同质”的“同一性”；生活实践总是显现为不断面向未来的“历史性”，与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都显现出相对“凝固”的“非历史性”。因此，相对于生活实践，一切理论都是有限和相对的，后者具有基础性和本源性的地位。生活实践所具有的异质性、全面丰富性、历史性等等，意味着任何思想教条和理论话语都无法获得对它的“终极”把握，企图从有限的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出发，以生活实践这一“无限的总体”为认识对象，去实现对它的“总体性”规定，必然导致对生活实践的僭越和抽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