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7-0025-07 一开始，我对于“汉语哲学”的兴趣主要跟哲学翻译(西哲汉译)有关，尤其是与“存在/是”(on/einai)的译名讨论有关，早在我199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就有此议论了。①之后有《超越之辩与中西哲学的差异》一文以及几篇短章评论，算是业余做的事。②唯一的长篇论文，是《存在与超越——西哲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而此篇也依然是从译名讨论切入的。③ 在把自己有关“汉语哲学”这个主题的基本想法综合和清理之后，我形成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通过汉语做何种哲学?但立下这个题目后，我马上就有些后悔了——因为即便是现代欧式学科制度上的哲学，我们也已经用汉语做了近百年，今天不但有所谓“中西马”，而且在体制上有哲学八个二级学科，无论何种哲学，我们早已经用汉语在做了，从业人员甚众。这个时候问可以通过汉语做何种哲学，岂不是有点无厘头么? 其实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不但“我们可以用汉语做何种哲学”是一个问题，而且到底能不能用汉语做哲学竟也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被争议得更为激烈的问题。后面这个问题也经常被表达为：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或者也就是中国哲学界前些年争论颇多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做的“汉语哲学”的问题背景吧。汉语哲学的可能性问题首先起源于语言差异，特别是中西语言的差异；但同样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哲学”，取什么样的哲学定义。所以，汉语是一个问题，哲学也是一个问题，合起来的“汉语哲学”当然更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尝试把汉语哲学问题表达为“我们可以通过汉语做何种哲学”，由此有可能把这道难题具体化为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与欧洲语言相比较，汉语有何根本特性?汉语言的特性为汉语思维带来了何种规定和限制?第二，当我们说“汉语哲学”时，我们应当采取何种哲学定义?到底是一种哲学还是多种哲学?第三，更进一步地，与古代汉语相比较，现代汉语是否已经变得更适合于哲思了?所有这些区分性的问题都歧义丛生，难缠难解，而在我看来，这恰恰也表征着汉语哲学问题本身的重要性。 语言特性与中西思维差异④ 据我所知，头一个明确地从语言差异的角度讨论汉语哲学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应该是张东荪(1886—1973年)。张东荪具有自觉的语言哲学立场，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高明和超前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学界(主要是哲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大概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进入语言哲学领域和论题，大谈所谓“语言(学)转向”，从而逐步获得了语言哲学的方法论意识。而早在1936年发表的《从中国言语构造看中国哲学》一文中，张东荪就提出了如下基本主张： 中国言语上没有语尾变化，以致主语与谓语不能十分分别，这件事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以我所见可举出四点：第一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致中国人没有“主体”(subject)的观念；第二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致谓语亦不成立；第三点是因没有语尾，遂致没有tense与mood等语格；第四点是因此遂没有逻辑上的“辞句”(proposition)。⑤ 上面讲的四点自然是有严重后果的，值得我们深思。而若要细究起来，张东荪的上述断言也是不无问题的，至少显得比较粗疏，未经细密的论证，但毕竟他敏感地把握到了汉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特别是看到了一个要害：汉语是没有词尾变化的，不是欧式的屈折语。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姆·洪堡也认为，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分析语)，而不是像梵语这样的典型的屈折语。洪堡进一步说，汉语不是通过语法范畴来联结句子的，汉语语法不是以词的分类为基础的；欧洲语言的语法有词源和句法，而汉语只有句法部分；等等。汉语这种语法上的缺失使洪堡得出一个结论：汉语是一门落后的语言，因为它没有欧式的语法，“汉语的风格以其令人惊诧的效果束缚了形式表达的发展”⑥。今天我们看到，洪堡显然是拿欧洲语言的尺子来衡量汉语的，由此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不妙的结论。 看起来，问题的焦点在于汉语有无形式语法——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汉语没有语法，而只能说汉语没有欧式语法。但说汉语没有欧式语法，这听起来差不多是一句废话，汉语怎么可能有欧式语法呢?所以我宁愿说：汉语没有形式语法。关键还在于落到实处，比如洪堡认为汉语语法不是以词的分类为基础的，而张东荪更进一步，说汉语没有词尾变化。确实，汉语词类界限不明，是因为汉语不像欧洲语言，后者通过词尾变化来实现词的形态变化，即词类之间的形式转换和区分。由此出发，张东荪把语法问题与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了，或者说，把形式语法视为哲学范畴的基础，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是由文法上言语的格式而成的，均以词尾变化表现出来，而没有词尾变化的东方语言就不可能形成范畴。⑦张东荪的这一看法是深刻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形式存在论/本体论体系，它首先确立了思维形式与存在形式的同一性⑧。要是没有形式语法的成熟在先，如何可能有这种存在论/本体论的形式规定? 于此必定触及一个在汉语学界聚讼纷纭的问题，即围绕“存在”(On)范畴以及所谓“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a)展开的中西哲学之争。“存在”(On)范畴是西方－欧洲文明特有的吗?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没有“存在”范畴?“存在学/本体论”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西方哲学进入汉语世界已经超百年，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彻底的澄清，特别在最近一些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中又得到了彰显和尖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