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8)08-0124-09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拉关系的日益重视和中拉合作的现实需要，国内①拉美研究呈现出勃兴的态势。本文对2013-2017年国内拉美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我们在传统研究领域的深化以及在新兴研究领域的突破，总结过去五年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展望今后研究工作可循的路径和方法。笔者才疏学浅，对文中所述研究成果的理解和研究动态的把握或许存在偏差，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人不吝指教。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过去的五年，国内拉美史学界出版了三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国内学者在政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等传统研究领域，以及拉美左派、经济发展理论、现代化模式转换、土地和农业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拉关系、中拉关系、民众主义等优势研究专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从国家层面的课题中标情况来看，有关拉美史的选题有了明显提升，分别有5项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1项课题得到教育部资助②。这些都反映出我们研究工作的稳步推进。 1.通史断代史研究 在通史断代史研究方面，既有对拉美古代文明的关注，也有单一国家的通史论著。北京大学的林被甸结合自己对印加文明遗址的实地考察，撰文深入剖析了印加文明何以在15世纪战胜其他强大部族成为地跨现今五个国家版图的庞大帝国③。他认为，印加人没有把战争作为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利用战争广泛吸收各族优秀文化，最终打造了印加帝国的百年辉煌，这说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复旦大学的刘文龙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万瑜合著的《巴西通史》④，展现了巴西前殖民地时期至罗塞夫政府时期巴西民族从分化到融合的历程，主题包括印第安人问题、西方殖民史、奴隶抗争史、帝国的独立、巴拉圭战争、军事政变、瓦加斯体制、民族融合、巴西的民族性格等。作为“列国志”系列丛书，曾昭耀、宋霞、曹龙兴合作编著了《玻利维亚》⑤一书。该书是对2005年首版修改补充后的再版发行，全书由34.7万字扩充至43.9万字，更加全面地梳理了玻利维亚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状况，是研究该国的基础性读物。 2.专题史研究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为拉美左派及其领导的社会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世澄探讨了近二三十年在拉美地区出现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探究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主张和特点，及其对拉美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他还就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古巴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模式上的“更新”进行分析⑥。崔桂田和蒋锐将拉美左翼社会运动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论述了拉美社会主义及左翼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民族宗教因素，分析了拉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拉美新左翼执政党的理论主张和执政实践以及拉美其他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与左翼运动⑦。靳呈伟以拉美各国共产党与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为主线，运用政党生态理论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思想理论、政策主张、组织建构和社会实践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拉美共产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教训⑧。袁东振在《拉美左翼力量反美倾向的演变》一文中，梳理了拉美左翼力量的反美倾向，认为与美国主流理念和政策主张的差异、对美国霸权主义及干预拉美地区事务的不满是其反美主义的根源。尽管在美拉关系改善时期拉美左翼的反美立场比较温和，但反美仍然是拉美左翼的基本政治和价值取向⑨。除了上述对整个拉美地区左派的研究，也有学者对古巴和墨西哥的左派进行了分国别研究⑩。此外，学者们在拉美国家执政党的经验和教训、政教关系、中央-地方权力关系、媒体视角下的墨西哥政治发展等方面均有着墨(11)。 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了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土地和农业问题、现代化模式转换以及拉美不同国家改革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对拉美经济进行通盘考察的代表作为董国辉的《发展权概念的经济理论渊源》(12)和徐宝华的《拉美经济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13)。前文认为发展权概念是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中提出的一项人权新概念，它既是一项个人人权，也是一项集体人权，并指出拉美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是发展权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后著论及了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渊源、运行机制、问题与挑战、变化趋势等宏观层面的内容，同时选取了哥伦比亚进行案例研究，对该国的经济战略和农业问题进行探讨。 具体到经济国别史研究方面，成果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北京大学的董经胜发表了系列文章，专门论述20世纪墨西哥的土地和农业问题，剖析墨西哥革命时期各派别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的斗争及其原因，探讨1920-1934年墨西哥土地改革的动机、方式和结果，并阐述1940-1982年墨西哥政府的土地政策及其社会影响，进而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14)。南开大学的董国辉用要素分析方法论述阿根廷从独立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历史进程，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层面剖析阿根廷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并阐释阿根廷为何在短时期内从兴盛到衰败的深层原因(15)。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王慧芝和湖北大学的刘明分别就阿根廷的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铁路国有化问题和南极政策进行研究(16)。此外，也有学者关注了智利、乌拉圭、秘鲁和巴西等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经济改革。南开大学的韩琦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曹龙兴认为，长期利用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相对稳定、政党体制的妥协精神较强、国家长期注重国民教育等是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前现代化的历史遗产上(17)。北京语言大学的苏婧则选取了国内学界较少关注的乌拉圭20世纪初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总统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改革的背景、条件、具体改革措施和取得的成果、影响进行梳理(18)。山东师范大学的宋欣欣通过考察秘鲁军政府的土地改革，认为改革受益群体狭小、合作社内部矛盾是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19)。澳门城市大学的叶桂平回顾了巴西从民主转型初期以来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卡多佐总统当政8年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经济改革的成效(20)。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娟就19世纪巴西咖啡经济的兴起和影响进行论述，认为“咖啡热”既为巴西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变革的原动力，也给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弊病(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