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新社会阶层和新中产，尤其是以青年移民为主的城市白领，是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关于中产阶层在维持社会和谐与平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早已获得明确共识(李培林，2015)：中产阶层既是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Lash & Urry，1987)，是稳定渐进的工业化力量(Kerr et al.，1960)，也是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动力(Huntington，1991)。然而，被专家学者定义为中产的群体大多似乎并不认同自己的中产身份。 (一)中产身份的学理标准及指标构建 从学理上看，中产身份的构建主要来源于社会阶层的标准，大致可分为社会关系和等级分层这两种研究视角(朱斌，2017)。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大多根据研究需要，对中产身份进行不同的操作化处理。大致看来，可分为单一维度、三元维度和多重维度。 就单一维度来说，职业、收入、财富、消费、认同是最常采用的界定维度。其中，职业是最常使用也是最重要的指标维度，时常以教育任务辅助指标维度，具体指标可能是多个。例如，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赖特(2006)以“是否占有生产性资产”(生产资料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格证书资产)来定义阶级。汤普森等(Thompson et al.，2005)认为，中产主要包括受过良好教育(通常是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从事半专业性工作或技术性工种的人员。 在国内，李强(2017)指出，对中产阶层的表述概念虽然很多，但在真实社会群体或具体职业群体的识别上，分歧并不很大，即人们通常将职业上处于中间层的社会群体视为中产阶层。例如，李春玲(2017)认为，新中产主要包括五类职业群体，分别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办事人员。有意思的是，尽管刘欣(2007)提出了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型，但其操作化标准仍以负载于职业之上的资源作为标准。 不同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更喜欢采用收入标准划分中产阶级，美国尤其如此(李春玲，2003)。瑞信(Credit Suisse)研究院提出以财富作为划分标准，即在美国净资产在5万美元至50万美元之间的人即为中产阶层；而在中国个人净资产在2.8万美元至28万美元之间就是中产阶层大军的一员(李春玲，2016)。国家统计局也曾以家庭年收入在6万人民币至50万人民币之间作为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李培林、张翼，2008)。此外，也有人聚焦于消费分层(Rosenbaum，1999；李培林、张翼，2000)；有人聚焦于主观认同，比如桑德士(Centers，1950)的自我评价法、诺斯与哈特(North & Hatt，1949)的职业声望等。 就三元维度来说，教育地位、收入地位和职业地位这三个维度几乎成为最通用的分析框架。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孟德拉斯等在研究社会分层时，均把职业、收入和财产、教育水平这三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吉尔伯特(Gilbert，1998)提出，中产阶级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前者指受过良好教育(通常是大学教育)、保持中等水平收入并具有较大自主性的专业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后者指从事半专业性工作或技术性工种，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绝大多数上过大学并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员。 持三元论的国内学者也大多采用此框架(李培林、张翼，2008；李培林，2015；李强、王昊，2017)，但关于到底哪一种是决定性的标准以及标准的界线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李春玲，2016)。李强(2010)提出的中产标准是经济上达到小康水平，职业上居于中间层次(类似于白领阶层)以及受过较好的教育(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或者受过13年及以上的教育)。李春玲(2003)把拥有一定教育水平(初中水平)和中等收入水平(把一线城市的中位数收入作为中产阶级的收入基准线)的白领职业从业者(包括小业主和小雇主)归类为中产阶级。此外，也有人提出将收入、职业和消费作为中产阶层的界定指标(刘毅，2006)。 就多重维度来说，米尔斯(2006)首次明确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并以职业、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声望、服饰、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多重标准作为划分依据。吉尔伯特和卡尔(1992)更是以职业、收入、财产、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等九大变量作为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依据。 在国内，李春玲(2003)曾提出职业、收入、消费及生活方式和主观认同这四个标准。陆学艺(2002)则提出，中产阶层是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划分的社会阶层。此外，边燕杰(2016)还提出了“1+3”的综合指标：其中“1”是指稳定的生活根基(包括稳定的职业、稳定的中等收入、稳定的自有住房，以保证稳定的温饱不受挑战)；“3”则是指保障性(医疗、养老、伤残、失业等保险)、享受性(娱乐、消遣、休闲等消费能力)、发展性(知识、技能、专业资格、子女教育的投资)。当然，多重维度的指标构建只是更多具有学理上的意义，其实际操作较难。因此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 (二)中产身份的公众标准及认同偏差 在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是指“一般人”或“普通人”，是非富人非穷人的群体。这显然与当前中国民众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有很大不同(李春玲，2009)。在普通民众看来，白领是那些有着高薪收入、出入于豪华会所、高档宾馆和写字楼的成功人士，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卓越的工作能力、令人羡慕的收入和舒服的工作环境(向德平、田北海，2003)。这意味着，公众意识中的中产群体常指高收入和高消费的企业主、职业经理人和精英知识分子(徐江，2001)。这种中产形象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状态，他们是社会学家所界定的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上层，符合其标准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其比例不会超过10％(李春玲，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