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话语和学术建制往往以西方为参照，西方流行的理论范式和思考方法常常成为我们观察和思考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选择。当然，转译、借鉴既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然而，每当我们引进一种理论时，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理论针对中国问题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近年来，国内青少年研究界就常常以青少年亚文化研究范式，观照和阐释中国社会的青少年及其文化问题。姑且不论阐释本身是否有效，就是青少年亚文化范式本身的适用性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众所周知，青少年亚文化研究范式流行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学者针对英国社会的独特现实，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其中《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少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已经成为青少年亚文化研究的经典。或许，只需考察一下该书中英版出现的时间，就约略可以知道亚文化范式对于中国青少年研究的适用性。该书在英国初版于1976年，2015年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1]。姑且不论原书副标题“战后英国的青少年亚文化”这一限制，只是这前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差、两国遥远的空间距离、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各自文化传统及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文化情境等，就知道将青少年亚文化范式套用于中国问题的潜在“危险”。与《通过仪式抵抗》被译介到国内的滞后状况相反，《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2004年在英国初版，2012年就有了中译本[2]。相对而言的比较优势，可以让我们把西方提出、运用和推动了几十年的学术成果，短时间内悉数引进，陶东风、胡疆锋等人主编的《亚文化读本》《粉丝文化读本》等几乎囊括了西方世界最早和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3]。然而，在移植、挪用甚至接受这些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直面西方社会现实的具有强烈问题针对性的理论范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在挪移、移植和借鉴这些理论范式时，我们如何处理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面对花样翻新的西方理论和概念术语，我们是在西方理论密不透风的丛林中迷失自己，还是站稳自己的文化立场，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持自己的价值逻辑，选择性地撷取其中真正有益的东西？这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根本性问题。就青少年研究而言，理论借鉴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研究中创设自身的理论情境，建立自身的理论自信，创造和提出适用于自身的理论范式，建构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研究理论和学科体系。 一、西方对亚文化范式的理论反思 众所周知，随着时间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即便在西方学术界，亚文化范式甫一出现，就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质疑。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纷纷质疑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范式。正如某些国外学者纷纷指出的那样，产生并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亚文化研究范式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亚文化范式无法对女孩参与亚文化群体做出合理解释；亚文化范式存在着明显的将阶级观念本质化的趋势，它们倾向于将各种文化模式等同为工人阶级的抵抗观念；亚文化范式对媒体在亚文化和文化身份建构方面的创造性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亚文化范式最大的缺陷是将“青少年”界定为一个特定的年龄群体和年龄范畴(即16～21岁)，没有认识到青年完全可以转变为某种意识形态范畴、某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并最终变成后续文化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财产[4]。面对各方的质疑和批评，斯图亚特·霍尔自己也不得不在《通过仪式抵抗》30年后再版时，撰写长达30页的“新版序言”《再谈〈通过仪式抵抗〉》，来廓清和重申亚文化研究在当代的价值。在这篇“新版序言”中，霍尔回应了本书出版以来所遭受的各种质疑与批判，阐释了亚文化研究范式在今天可能具有的价值。最后，霍尔几乎不无狡猾地将亚文化界定为一种方法论，其核心在于它是一种重视和强调症候式阅读的方法论。霍尔肯定地指出：“如果我们想搞清楚(而不是简单描述、赞美或贬低)青少年现在是如何看待他们正在创造的事物的话，我们似乎依然需要像30年前那样，应努力在一些青少年群体的日常行为和表现、更广泛的文化结构形态(cultural configurations)以及正在辩护的历史局势等因素当中，去打通并探查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5]。亚文化范式最终被霍尔简约为一种方法论，这确实是令国内外亚文化范式的追随者们始料未及的。如果亚文化范式的本质仅仅在于症候式阅读这一端，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在这一范式框架下五花八门的学术生产呢？确实，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没有万古不变的学术真理。即便30年后霍尔深思熟虑地捍卫和辩解，亚文化范式依然表现出明显的不济与无力。当然，任何理论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发展甚至修正的。亚文化理论也是如此。 基于此，国外学者纷纷提出了某些替代性的理论框架，建构了一些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概念。在后亚文化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中，青少年研究必须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而且这些变化势必影响到青少年文化的变动发展，因此，流动性、变易性就与日益碎片化的文化语境相适应。当然，强调流动、变易，并不是完全无视亚文化范式对变化的重视和强调，甚至连霍尔自己也认为，亚文化应该研究其产生形成和变化的各种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由此，在国外青少年研究界，亚文化范式所强调的挪用、嘲弄和抵抗，渐渐为融合、混杂和创造等所取代，原本在边缘冷眼旁观的青少年，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建构性策略，渗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内在结构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仪式性抵抗为特征的青少年文化逐渐成为主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青少年文化并非一味地违逆、抵抗和反叛，它们同样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和建构性特征。将社会和文化的动态变化内置于青少年研究的理论框架中，不仅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这样细心考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家的重大关注，也是让—查尔斯·拉葛雷(Jean-Charles Lagrée)等人强烈的理论呼吁。早在1971年，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弗拉克斯(Richard Flocks)就将变化、变动的观点置于其研究中，考察了青少年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其论述仍未完全摆脱青少年在社会变迁中的被动、反叛、违逆和抵抗的特征，但是变迁本身已作为一种考察问题的角度[6]。之后，很多西方学者都自觉地将社会变迁置于自身的理论视野中，安迪·福龙(Andy Furlong)、弗雷德·卡特摩尔(Fred Cartmel)等人在《青年与社会变迁》(Young People and Social Change：A New Perspectives)中，将青年置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社会语境中，考察青年与社会变化及其持续性、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的变动、群体依存模式、休闲生活方式等的互动关系，最终他指向了晚期现代性的认识论谬误[7]。陈新银等人则将社会变迁植入青少年同侪群体关系的考察中[8]。在所有这些观照和研究青少年与社会变动内在关系的研究者中，最为杰出的应该是乔恩·萨维奇(Jon Savage)。2007年，萨维奇出版了《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Teenage：The Creation of Youth：1875-1945)。在该书中，萨维奇不仅是一个青少年文化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经历者，他亲历了西方世界狂飙突进式的青少年社会运动。该书不仅鞭辟入里地考察了青少年族群的诞生，而且全面周详地探究了青少年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萨维奇甚至把青少年及其文化视为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在萨维奇看来，青少年文化是社会运动本身的内在组成部分，他着力探究了青少年努力在社会中发声的各种尝试[9]。可见，将社会变动置于青少年及其文化研究的学术实践，并非某种不切实际的学术广告，而是脚踏实地的学术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