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主体，一方面承担了传统企业治理理论中所说的“非经济职能”，如储备战略资源、提供逆周期投资和创造就业岗位等，为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也建树颇多，完成了诸如C919大飞机、特高压输电等在内的一系列“大国工程”。我国国有企业实现了在高端价值链上从无到有的突破，说明其在特定行业、特定领域中也具备创新优势。在主张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中，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但在推崇企业异质性的演化经济学中，这种现象却能用国有企业所特有的创新优势来解释。 一、新时代国有企业治理需要新的企业理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任务和“国有企业要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任务和途径又做出了进一步部署，提出了将国有企业培育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战略目标。然而，对于国有企业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来说，目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国有企业低效率理论是无法解答的。为了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国有企业改革重要论述的精神，本文将结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国有企业角色的重新定位，阐明演化经济学的“创新型企业”理论对于理解国有企业在特定技术创新领域所具有的内在优势，这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实现“国有企业要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的要求都具有启发价值。 国有企业自诞生伊始就面临着与现代私人企业的效率比较。经过数代经济学家的研究，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现代私人企业似乎已成为经济学中的一条“真理”。国有制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严重地冲击了这一结论。一方面，以公众持股为特征的现代私人企业因过度金融化带来短期主义、外包生产、缩减创新投入等问题而饱受质疑；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国的部分国有企业在本次危机中逆势而起，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排头兵。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创新优势，从两个方面逐步凸显出来。首先，大量资金投入能使国有企业形成规模优势，有利于企业投资于技术创新，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从2005年到2014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由49家增长到114家，总收入占比由8.0％增长到24.1％，总资产占比由8.9％增长到23％，其中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所占份额上升了近20倍(由1.3％到26.2％)①。路风(2016)也认为我国的产业升级需要以高强度的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②。国有企业大量投资的特点，有助于我国在特定需要大规模投资的高新技术行业上产生突破。其次，作为我国独特的自上而下创新体制的重要参与者，国有企业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基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工程创新”③，使我国科技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这些现象促使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生产低效的刻板印象，讨论国有企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潜力。 经济危机会使企业理论产生突破，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比如，现行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就兴起于“滞胀”时期④。据拉让尼克(Lazonick，2011)的研究，以该原则为核心的企业理论彻底打破了美国以“盈余保留加再投资”战略和垂直一体化生产为特征的“旧经济企业模式”(olde conomy business model)，转变为采取“缩编加分红”战略和垂直专业化生产的“新经济企业模式”(new economy business model)⑤。早在2006年，拉让尼克就预言，这种“新经济企业模式”在有效保护大股东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不平等、就业岗位流失等问题，最终将导致经济动荡⑥。因此，面对经济危机影响日益加剧的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能够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的新的企业治理理论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新的企业理论将更关注企业在缓解危机影响、促进经济复苏和生产高质量产品上的作用。为此，企业需要培育自身的创新能力，变革利润分配方式。首先，产品创新优势正日益取代价格优势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因此，企业必须掌握能将新技术快速商业化并获利的能力。这就必须变革现有的公司治理模式，使之更有利于企业创新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其次，变革企业现行的利润分配模式，使企业能充分发挥创新、提供就业岗位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等作用，成为一个“经济稳定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而不是成为企业高管和金融家的“现金奶牛”(cash cow)。如果说部分私人企业由于受制于少数大股东的利益，无法有效地完成这两个目标，那么，国有企业这一基于国家利益能为创新进行耐久性投资的企业组织是否能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呢?就其本质来说，国有企业是否具有与私人企业截然不同的发展潜力呢?目前，这一问题在西方国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即使是在过去对国有企业持有偏见的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现在也承认“国有企业可以作为发展政策的工具，促进经济增长”⑦。这种对国有企业作用的新认识预示着有关国有企业治理和改革的理论有可能会在未来发生重大转变与突破。 以此为背景，本文首先回顾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对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认识和改革方案，并指出了其局限性。然后梳理和介绍了演化经济学学者对新古典理论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批判，以及旨在替代该理论的“创新型企业”(innovative enterprise)理论，最后则尝试以拉让尼克提出的“创新型企业”理论为基础，从战略控制(strategic control)、组织整合(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财务承诺(financial commitment)这三方面出发，对国有企业在特定创新领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