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继续平稳进展，并在若干专题上有所推进，研究更为细化，成果更加丰富。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没有大起大落，缓慢然而坚实地推进，用学术态度和学术话语回应现实问题，应该就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中学术演进的常态吧。本文对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提供粗线条的概观，“全面”固然绝不可能，取舍得当也只是理想。一如往例，本文仅列举中国大陆研究，并限于论文。 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学界继续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表现及其危害进行解剖和批判。周良书提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取信于人，以史识凝聚人心，以史学教育人民，以史观正本清源，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消极影响。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吴英通过对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初衷的考察、对唯物史观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以及对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发展自己的考察，阐明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它还同时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②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涂成林指出，建构唯物史观的历史阐释学，必须在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先在性的前提下，注意克服历史评价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的羁绊，寻求人类建立共同历史价值观、书写人类共同历史的可能。③郭双林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张学良藏书目录，阐述张学良在幽禁大陆期间不仅对马列主义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自觉地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④李政君关注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看法，指出1949年后，顾颉刚面临的主要学术困境，不是要不要接受唯物史观，而是如何论证考据工作具有正确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以获得主流认同。这一时期，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运用了唯物史观，但他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改变。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主要是将之作为一种解释工具。⑤王日根分析了傅衣凌对唯物史观的体认、接受与应用，指出傅衣凌在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而“升华”的根本性转变。⑥朱慈恩关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研究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的论争中实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⑦赵庆云研究了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编纂。范文澜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⑧赵庆云还论述了荣孟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荣孟源对唯物史观有深入钻研，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从事近代史研究，多有建树；同时对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考证辨伪等传统学问颇有根柢，数十年潜心于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编纂，卓然成家。⑨ 有多篇文章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史家。张立芹、周文玖讨论王韬的史学成就。王韬是较早试图全面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也是近代第一个没有官方背景走出国门对西方进行实地考察的中国史家。他撰写了许多西方史地著作，对当时东南亚、非洲、欧洲和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风貌也做过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描述。⑩朱浩关注章太炎的信史观，认为章太炎的史学思想首以“信史”为其特色，提出了一整套著作“信史”的原则和方法，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派。(11)周少川研究陈垣的史学思想。以考带论是陈垣表达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他的考史论文善于由小见大，从小问题中透视社会历史的变动；他的史学专著或在贯通史实之后作出系统综合的分析，或以“表微”的形式展现由历史考证求得的通识。(12)贾红霞考察了金毓黻在国史馆的修史活动。金毓黻任职国史馆期间，制定了以纪、传、志、表、录为主的新型国史体例，并针对史官的选拔方法、职能分配以及史料的搜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先后编撰了几部史学著作，对后来修史者具有借鉴意义。(13) 学者对近代的通史撰写也多有讨论。李科翔、王东提出，20世纪初叶，正值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折关头，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下，“国史”不仅在政治层面被理解为养成国民之国家民族意识的“概念工具”，而且还在历史的观念与意识层面被赋予了类似于西方“普遍史”或“通史”的崭新意涵。(14)刘巍关注钱穆的通史研究。他认为，钱穆的通史路径，来自中国近代史的独特困境及其中国历史文化意识之迷茫的刺激与挑战。钱穆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总括为一种可称之为“中国主义”的历史文化论述，主要包括求“真”务“义”的历史认识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绵延性的坚守与固执、“民族”“文化”“历史”三位一体的“中国人”论述之阐发等基本内涵。(15) 公众史学和口述史近年来颇为活跃。王记录、张嘉欣认为，中国公众史学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上，必须考虑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点及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的复杂关系，继续进行多学科对话，深化理论探讨，以丰富的实践催生原创性理论。(16)口述史似乎门槛很低，实则不然，从事者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左玉河认为，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双重主体特性，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均为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这种特性决定了历史研究及其书写，不再是历史研究者的专利，历史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参与历史研究和书写，因而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既定模式，有可能带来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