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8)04-0121-11 1898年、1900年、1911年皆属中国近代历史转向的关键节点，即：维新变法结局是戊戌政变；随之内忧外患，两相交困；1900年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行在，1901年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重返京师，开启清末新政。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在思想理念及其制度设计的指向上多呈同构性。面对清末历史大转折，舆论精英多有阐释，可谓知人论世。分析维新变法前后“西学第一人”严复在对维新学理生产者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些评论及其价值取向，考量政治高压及严复处境危险并颇为惊恐与彷徨，当需更多中西文化参照。而清末新政前后，严复对康有为及其门徒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的角色及其历史定位等看法颇有转变，可谓选择性地构建历史记忆并省思过往。面对辛亥革命，严复在理智上仍认同君主立宪，对孙中山等倡导政治革命抱有偏见。而袁世凯上台，严复对康梁的政治舆论引领及其相应的政治形象的评点再次逆转并有相应的情感好恶语境，此亦涉及舆论精英复杂而又多歧的思想历程。 思想历程的分析应该建立在思想与材料之上，思想与材料背后所涉心态及情感的关系变化值得考量。清末民初呈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舆论精英心态乃至思想的材料或文献，可能是书信也可能是报刊媒介。私人信函在思想史中往往表达人内心中的真实看法和一些主观化情绪；报刊媒介在表达思想、观点和主张时往往相对理性，何况媒体本身要承担社会责任，表述宜严谨。书信与媒体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比如有的书信发表在媒体上，同时媒体也会收到读者的来信等。简言之，书信具有私人性、媒介具有公开性这个区分是相对而言的。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展示当中，书信往往嵌入到媒体内容呈现当中。由书信中分析心态史和由媒体文献中分析思想史往往存在张力。分析严复评骘康梁维新形象及其逆转，并考量不同的历史语境，当有更深的印象及省思。 一、维新变法：康梁之舆论动员及戊戌政变后严复心有余悸 近代中国政治运动变迁的刻画及其历史记忆，往往与由媒体书札所形成的人脉资源及交际网络系统密切关联。就维新运动而言，早期维新思想乃至维新派倡导的改良思潮有个舆论动员过程。就报纸而言，早期维新派对报纸“主笔”及其人品有较深刻的认识。国人办报先驱王韬提出：“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①早期维新人物陈炽在《报馆》中称：“主笔者公明谅直，三年无过，地方官吏据实保荐，予以出身，其或颠倒是非，不知自爱，亦宜檄令易人。”②陈衍在《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中称：“今若开设洋文报馆，延访中国通人，贯通中外时务者数人，为中文主笔，举所谓务材、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备筹所以整顿之法，皆实在可言可行者，广为论说。”③在他们看来，主笔的学识与道德修养甚至个人情绪及心态对报刊舆论导向尤其重要，此涉及道德文章乃至知人论世。 早期维新派有关政治变革的舆论动员亦为康梁倡导的维新运动提供了资源与借鉴。而甲午中国战败多被国人视作日本学习西方君主立宪的胜利。南北舆论纷纷主张学习西方变法维新。北方舆论以天津《国闻报》《国闻汇编》为代表，主笔者王修植、严复、夏曾佑等。舆论骄子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高论支持光绪皇帝，锋芒触及封建樊篱，亦藉此声名鹊起。另一方面康有为、严复等上书倡言变法也引起光绪皇帝的关注，后被招入宫应对问策。严复觐见光绪皇帝时谈及《拟上皇帝书》，“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参见1898年1月27日至2月4日的《国闻报》，实分9次刊载。1月29日，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光绪皇帝请厉行变法。相比之下，严复维新思想多有西方学参照。是年严复在《国闻报》两次就他人译稿作按语或附有他自己的译稿，以申其意。2月21日《国闻报》刊有严复学生永福、力钟所译《英会计论欧亚今日相关之势西历12月25日》，其后即有严复所译希腊《伊索寓言》中“鸦乘羊者”。3月22日《国闻报》刊有王学廉译《如后患何》，严复作按语。严复还就保国、保种、保教发表议论，6月3、4日严复在《国闻报》发表《有如三保》；7、8及11、12日发表《保教余义》，分上、下两部分。所谓保国、保种、保教等，显然属于救亡图存语境中呼应维新运动的总设计师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保种、保教的保国会而作。 南方的维新舆论以上海《时务报》为领军，梁启超、汪康年属核心人物。南北舆论既有自身的特点，又有共性。《国闻报》发刊词称加强对外通讯，而《时务报》侧重国内问题报道及时评等。南北舆论场域中《时务报》《国闻报》《蒙学报》《农学报》④等报馆的报人以及通艺学堂等学馆的教员组成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圈，致力思想启蒙并为此出资、出力、出谋。通艺学堂主办者维新人物张元济致汪康年信，称：“敝馆教习已请定，系由严又陵经手，由伦敦聘来，每岁偺金二千两，系教会董事代请，故偺费不昂，而可得良师，但不知果能如其所言否。”⑤张元济称：“通艺二字，就是严复取的”⑥；严侄严君潜任通艺学堂教员；1898年严复曾在通艺学堂讲演《西学门径功用》。以上略见严复与通艺学堂的关联。同信张元济还对汪康年称：“贵报馆既能坚持，弟信此后必有进境，离心力阻力愈大，则进境愈甚，凡事皆然，惟我公竭力为之。”⑦其时，报馆、学堂等系维新思想动员的重要舆论平台，而北方舆论精英与南方舆论平台的关联亦可见。为了借鉴英国的社会改良思想并为中国维新变法提供西方学理框架，“西学第一人”严复下了很大工夫研究社会学奠基人斯宾塞等的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曾在《国闻报》上刊发斯宾塞著《社会学研究》的部分译稿，以《劝学篇》为题名连载，颇有盛誉。1898年《时务报》创刊人汪康年觉得严译中缀，实属可惜，乃写信请严复寄斯宾塞有关著作往上海，请人继之。严回函加附言“又启者：……近闻御史宋伯鲁奏请以《时务报》改为官报事，已交孙五先生议矣。据有人言，此举乃报复，意欲使公不得主其局。不知曾闻否?谨奉达。”⑧从后来事态发展来看，严复消息可靠。所谓“报复”指《时务报》内讧中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斗争，涉及人事纠葛背后政治派系方方面面。经理汪康年大体上维护张之洞幕府的政治利益，而主笔梁启超的时评无疑呈现康有为的基本政治立场。光绪皇帝下令改《时务报》为官报，拟派康有为南下上海主持报务，此举引发京沪舆论场变动，评论见宋恕致杨定夫信，称：“康长素拟开报馆于京师，恐无益处。今上海报馆有三，专以逢迎时贵、变乱是非为事。京师忌讳更甚，安可以开报馆?果开之，其逢迎变乱之弊必更甚上海!常熟、南皮之不通非可以言语形容，然常熟尚较有书卷气，南皮则竟是温谚所谓‘土老’、孟子所谓‘民贼’。艰危至此，乃用此辈大臣，尚何言哉!”⑨常熟指帝师翁同龢。康有为、翁同龢皆属主张维新变法的帝党领军人物。南皮指张之洞，其倡导中体西用之论受慈禧高度赞誉，为后党骨干。而严复曾在信函及报刊上指出中体中用、西体西用，主要针对张之洞。此番话反映了报馆人事变更所涉南北舆论动员中复杂的政治谱系及纠葛。就舆论动员而言，《上海报纸小史》作者姚公鹤称：“康南海、梁新会以《时务报》提倡社会，社会之风尚既转，而日报因之生色。加以添设之日报加多，政见上虽无争执，而营业上颇有比较。暨乎新党当国，政治上之秘密日以揭破，前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惯习，复悉数革除。各报社内部受营业上之竞争，外部受社会之间之督促，于是新闻业邃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⑩康梁主导的《时务报》旨在为政治维新服务，其批判锋芒却触及政治统治合法性、正当性，以慈禧为中心的后党人物对此多有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