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此前的时代，晚清出版市场的出版速度与书籍流通的广度都大有提升。这要部分归功于石印、铅印等新式印刷技术的大量运用，使得大小出版商短周期、低成本地出版书籍成为可能，也使得广大读书人能够负担相对低廉的购书费用。更快的出版速度、更低的书籍售价，也势必带来更为广泛的书籍传播。至清末，时人口中的“新书”、“新报”成为“新学”的具体承载物。在为清末读书人群体提供更多新知识、新思想的同时，新书、新报也在读书人群体中塑造、引领了一种新的知识风尚与身份认同，在清末科举改制与教育体制变革的制度性推力配合之下，开启了近代中国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的整体转向。①已有的研究对于诸如上海“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以及晚清民国时期由上海向全国的书籍传播，作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②然而，这些研究对于清末科举改制以及此后的废科举专重学堂等官方政策与近代中国印刷文化的互动尚缺乏系统的论述。本文从清末中国新书、新报出版与流通的角度，试图分析清末的科举改制及随后以废科举专重学堂为表征的教育体制变革对于近代中国印刷文化的影响。 一、制造“新党”与“志士” 甲午中日之战对于中国读书人群体的刺激之大，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堪称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此后，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开始追求新学、传播新知。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甲午丧师之后，全国上下的学者才“渐知以识时务、知四国为学中第一义”。③在清末人士的印象中，晚清朝野之间不断喧腾的变科举之议也是至甲午前后才具有了实质性的影响，故1903年《中外日报》的一篇论说文字也大略言及：“举国舆论佥曰：八股误国、八股误国，于今十年矣。”④所以，梁启超亦言：“吾国自经甲午之难，教育之论，始萌蘗焉。庚子再创，一年以来，而教育之声，遂遍满于朝野上下。”⑤ 甲午之战对于清末读书人群体的另一个重大的影响，是读书人群体中“新”与“旧”的分野在甲午年之后日益突出。虽说当时有人指出，“新党之名，昉于丁戊之间”⑥，但是在更多人的记忆中，甲午才是一个更为明晰的时间界限。在当时对时代的观察中，读书人纷纷体会到“支那自甲午后，新党众矣”⑦、“甲午以来，新学争鸣”⑧、“甲午以后而旧党、新党之名著”⑨、“乙未(1895)之后，而维新党之名始出世”⑩、“甲午以后，士大夫醉心欧学”(11)，由于新学、旧学渐成分野，于是“党论朋兴，世俗之人从而类分之，若者为旧，若者为新”。(12)谭嗣同就以乙未年为界，为自己从事新、旧学问作出时间上的划定。在自刻的几种著述中，他将写于1895年以前的文字都标上了“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字样。(13)这也可以视作甲午、乙未间，读书人群体纷纷趋向新学的一个显例。1897年，重庆报人潘清荫在其主持笔政的《渝报》上撰文指出：“士生今日，率旧者服习经史，而诋趋时为效颦；崇新者竟务西学，而笑泥古为株守。”(14)此语清晰体现了当时读书人的两种自我认同，读“旧书”还是读“新书”的阅读行为开始成为两种不同的知识追求乃至身份认同的表征。 1898年，《国闻报》上的一篇题为《论中国分党》的论说即认为，中国人对于“守旧”、“维新”两党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甲午之前的朝鲜，只是当时的中国“旧者太多，新者太少，无从分党”，以“党”来作为朝野之间的人群区分的意识在甲午以后才日益明显： 自甲午之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先发端于各报馆，继而昌言于朝。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于是彼此之见积不相能，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 该文还指出，将甲午以后中国人分成若干“党”的说法，最早来自西方人。西方人提出甲午以后中国出现了三种“党”，即“守旧党”、“中立党”和“维新党”。只是其中的“维新党”指的是孙文为代表的、被后世称作“革命党”的一干人等，而“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在所称之维新党”。(15)同一年的《中外日报》登出《革政论》一文，对中国朝野之上的新、旧区分也与《国闻报》一致： 今天下之学术三，曰守旧，曰维新，曰中立。守旧者十之七，维新者十之二，中立者十之一。……中立者不足论，守旧与维新，遂各执其见，各分其门户，其势常相争，而情若水火之不相入。(16)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这一场政坛风波更是加剧了朝野之间新党、旧党的分野。连在华的传教士们都观察到“在中国，有两个思想派别业已得到公认：一派是守旧党，一派是维新党”。(17)“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清廷亟兴大狱，捕杀康梁一派的维新人士，于是这一场被认为“不见于清时”的“党人之祸”使得天下哗然，“维新党之名乃大著”。与此同时，“不肯维新者，都目之为守旧党”。(18)1899年4月，在江苏常熟乡居的徐兆玮接到一封京中来信。信中论及国事，将新、旧两党形容为“新党之犯难躁进，旧党之苟且保全”。(19)这些论述都体现着新党、旧党的分野在戊戌年之后更趋激烈化。 “新”与“旧”成为清末中国读书人群体中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标签，学问有新学与旧学之分，书籍有新书与旧书之分，读书人群体中则有新党与旧党之分。新书与旧书、新学与旧学、新党与旧党三者又形成一种互为支持、互为表里之势，似乎读新书、习新学者便是新党，读旧书、守旧学者则为旧党。由于报刊和书籍承载着类似的功能，故“新书”、“新报”一时间都成了读书人群体的新学来源。清末人士论及新党的缘起，有人便以“设立报馆”作为新党兴起的标志，办报也成为新党所从事的典型事业。(20)姚公鹤曾说，“甲午以后，为吾国社会知有报纸之始”(21)，即报纸的社会影响在中日战争的刺激之下得到了迅速的扩大，以至于还给人留下了“甲午以前固无报也”(22)的印象。“新报”加入“新书”成为新学在清末的另一种主要承载媒介；而且，早期的不少报刊在印刷形态上与“书”较为类似，报刊文字也常常被书商汇编成各种书籍，故“书”与“报”并无明显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