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个体生命生理和心理成长的初始阶段，对其成人后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等均有重要的影响。在性别认同方面，学校、家庭、社会等对儿童的规训和引导是塑造其身体、气质和思维的重要过程：“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①因此，对儿童的研究是考察个体社会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作为启蒙方式之一种，儿歌有帮助儿童认识和学习家庭伦理、自然规律、生活常识、风俗习惯、人情世故、道德规范的作用，同时讲究音韵和谐、朗朗上口，无形之中培养了儿童的音乐感和韵律感。儿歌对中国孩子的影响是不分地域、阶层、性别的。 20世纪初曾系统搜集整理过中国儿歌的美国传教士何德兰曾说：“在中国，没有哪部文字作品，包括那些经典著作，能够像儿歌那样妇孺皆知。不管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不管是皇帝的孩子还是乞丐的孩子、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的孩子，他们全都能理解并传唱这些儿歌，这些儿歌在他们的心中打下相同的印记。”②通过日积月累的咏叹，成人社会的经验之谈或运行法则影响着儿童，有意或无意地形塑其价值观念，其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性别意识。 自中西交流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一些来华传教士和民俗学者开始对包括儿歌在内的民间歌谣有所关注，进行了一系列收集整理工作，并在出版物上刊载。在学术研究中，虽然有些学者就歌谣中的女性生活和政府如何通过歌谣动员女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③，但是以儿歌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意在通过爬梳20世纪初各地流传的儿歌，分析其中的性别意涵，探究社会性别制度与观念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形塑儿童性别意识的。 一、以求子为核心的孕育和生育 生男生女关系到父系氏族血脉的延续问题。个体社会性别化的过程在其受孕、安胎阶段即已开始。《诗经·小雅》即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与“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的记载④；《礼记·内则》中亦有“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的规定⑤；直至20世纪初，河北一些地区仍旧用谷草作成弓箭和针线的形状悬挂于门外，以示区别⑥；而河南、山东地区将生男孩称为“大喜”，将生女孩称为“小喜”⑦。 美国传教士何德兰的《孺子歌图》中收录了两首儿歌，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在生男育女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差异极为明显：“养活猪吃口肉，养活狗会看家，养活猫会拿耗子，养活你这丫头作什么”⑧；“我一个大儿子，一个儿子，宝贝疙瘩儿，开胸顺气丸”⑨。从儿歌的生成来说，周作人认为儿歌有两大来源：“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⑩齐如山从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我三岁尚未学认字时，便跟着老太太们学数嘴儿，数嘴者即是学民歌民谣，我会的很多，约有好几十套。”(11)由此可见，这两首儿歌显然是出于父母或祖父母等长辈的口吻，无论是儿童模仿揣度成人的心理而作，还是家中长辈在儿童面前哼唱以表抱怨之情，都说明男女生而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在有意或无意中渗入了儿童的心灵，影响其对自身的认知。浙江儿歌《一只鸟》表达了一个女孩对父母亲情的失望，以儿童的口吻哀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一只鸟，绿阴阴，做双花鞋望娘亲。娘亲怀我十个月，月月要当心。生男多欢喜，生女冷冰冰。娘阿娘!生男生女一样生，只怕爹娘两样心。”(12) 在生命孕育之初，男女之不平等即决定和预示了个体的人生命运。更为极端的情况是，由于女孩终究要出嫁成为其他家庭的成员，且出嫁时置办妆奁会耗费娘家一定的钱财，既不被认为是继承、延续本家族的血脉，也无法像男性青壮劳力那样在经济上做出贡献，因此，许多女婴在出生时就被残忍地杀死或抛弃了，失去了长大成人的机会。20世纪初甘博(Sidney.D.Gamble)在《北京的社会调查》中就说，北京某育婴堂一年内接收的一百三十个弃婴中只有十九个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13)生育时的性别选择，直接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和男性婚配困难，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4) 不过，女性虽然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却也是这种观念的拥从者。在受孕及安胎阶段，以求子为核心的生育观念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现象成为近代女性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在房中术、医药上积极探寻生男孩的方法外，女性还试图通过求助于占卜等方式，求神灵保佑。不仅掌管生育职能的神灵在中国各地普遍受到包括女性在内的中国人的虔诚崇拜，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物品也常被赋予生殖涵义，希望产生辅助生男的功用。例如，由于“灯”与“丁”谐音，20世纪初南方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普遍有送灯或上灯的习俗，取“添丁”之意；又如因瓜的果实多于夏秋之际成熟，多地都有在农历八月十五“送瓜”以祝人多子的习俗。另外，石榴、芝兰、莲子、竹子、葫芦等物皆被赋予多子之义。 相较于男性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善生存环境，女性由于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可资利用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和资源十分有限，其中之一就是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生育能力和生养后代，“母以子贵”。女性生养一个男孩，不仅可以凭借为夫家绵延子嗣的功劳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在家庭内的地位，若能将其培养成才，还能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而男性尽管也需要有男孩来做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在传统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中，可以通过占有尽量多的性资源来达到目的。男尊女卑观念就在女性对自身地位的哀叹和孕育、生育时的求子意愿中不断延续着、强化着。 二、以身心规训为重点的养育 受动荡凋敝的政治经济环境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女性的童年生活是异常艰辛的。一些女孩即便能够存活下来，也会饱受歧视和虐待。一些贫苦之家往往将女儿变卖以维持生计，以牺牲女儿来换取全家的安稳，陕西儿歌《青石头》即有所描述：“青石头，响叮当，我爹卖我不商量；卖的银钱还了帐，不与小奴做赔装。”(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