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4-0050-11 于哲学上和政治判断上，马克思等人在使用“神圣家族”一词谑称青年黑格尔派时，语气中带着嘲讽、轻蔑。这是因为这些人的做法完全偏离了对历史的真实研究，他们把自己奉为主体、神物。若我们把对群众的蔑视称为文化野蛮，则无一哲学家会赶上“神圣家族”那样过分。它给自己造成绝对哲学界限，在此褊狭中，轻视尘世的感性。若我们要公开它的秘密，就必须让群众史观关照和批判非群众史观之迄今为止的未尽之意展示出来。但如此多的人反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却严重忽视了该体系是政治神学。在我们看来，忽视此主要事态，如同忽视黑格尔哲学是哲学一样。关于马克思认定的时代精神，其至高之事是领会群众的存在和意义。 黑格尔派以绝对精神为前提，宣扬精神和自然、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二重化，同时从事主体主义的启蒙规划。启蒙在其起源中就表达出西方文化中普遍蔓延的真理和意见、群众和精神、群众和少数杰出个人等等的二重化。可以看出，启蒙虽反对信仰，却也是一种“宗教”。黑格尔以辩证的方式展示了他的哲学之宏观宇宙构造区别于流俗识见的二重化。他的哲学要害在于，自上而下地勘定神人秩序：神、理智本质、超人理智、物质世界、人、群众以及畜类。或者，从公共崇拜的神(比如，上帝)、真理到个体的臣服和庇护。从历史和辩证法看来，这既是关于世界秩序的赓续或中断和政道之历史变更，也是作为这样指点出来的关于政治思想绝对权威的重建。然而，正如19世纪自然研究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了一样(例如，哲学在达尔文进化论面前暴露了自己夸耀的“绝对精神”的奥秘：“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1](P855-856))，哲学也在展开实体的重封密锁，这被我们说成是马克思哲学重述精神和自然差异的背景。现在，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如黑格尔体系那样自上而下，而是自现实个人的物质需要系统开始；或者说，现实的个人生存就是这个存在序列的起点。 一、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智识动机与基督教的智识动机相似点的阐释 黑格尔的学说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个体系植根于一个特定民族勿论何时对人间正道之神学的关联之中。从黑格尔学说之基督教背景转圜出发，正当政治秩序的哲学基础在于“辩证法”和“历史”。 在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被马克思揭示出来以前，“历史哲学”这个词已然相当流行，并且被各种类型的人和处在不同意识形态中的人使用，包括那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使用。马克思洞悉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依然深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因此，他认为存在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这就是每个民族，不管他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有一种历史哲学。比如，黑格尔历史哲学让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去创造历史，所以，它制造的历史行动也“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来说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2](P174)。与此同时，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都坚持认为，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也是有其哲学基础的，那就是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现在，人们可以把“人类历史乃是抽象精神的历史”理解为这样一个观点：除了哲学的、思辨的大脑活动或者符合精神本身的逻辑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历史(知识)。就此而言，只有合乎哲学家意识到自身创造力的世界精神的东西才能被认识。但如果人们把“合乎哲学家意识”这个词以及公共教条把哲学视为“把握真理或永恒秩序的努力”联系在一起，那么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那个观点也会呈现出另外一个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正是最后通过绝对知识代替全部人的现实，证明它自身是基督教日耳曼教义。在黑格尔那里，“实体”“绝对”“上帝”就像一支统一的军队在同一的哲学旗帜下战斗着。 首先，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一种通过理性至上论来对作为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及其性质进行抽象否定。除此之外，人们也谈到作为黑格尔的历史的绝对精神的材料，这种材料是通过哲学家观审、因而也同现实的群众相脱离的哲学家意识的活动和变化而获得的。简言之，黑格尔把现实的哲学家个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变成不再受对象世界约束的绝对精神。按照黑格尔理性主义来把握历史哲学的概念标准，不得不说，世界获得解放的能力就应归结为：把少数头脑作为落实那种“客观必然性”加以利用的唯一抽象能力。最后，在现代世界“获得自由”的能力不得不停留于反对宗教的批判。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这种客观必然性是通过强迫不自由的人变成自由体现出来的。这里要说的重点，与其说是黑格尔哲学遇见政治的时候，他总是把政治自由当做自己哲学信仰的俘虏，毋宁说，黑格尔哲学理性至上论触动了它的对抗者即人民至上论。他也不得不以“政治本来又不过是神学的借口”[3](P311)撤退到自己的主体性中。 因此，就黑格尔派历史哲学的关切而言，马克思区分了历史哲学批判和历史神学并非历史哲学批判。或者说，历史哲学批判的严肃主张并不是说世俗的应服从宗教神学的批判，而是政治国家这些世俗的东西落入历史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世俗的批判。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国家存在，它的在在哪里？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警察科学”那里所遇到的学术观点？还是在于认为现代国家的各种机构运行？抑或在于认为以现代的形式造就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不言而喻，通过这样的追问，马克思看到，《神圣家族》中的黑格尔派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实际上是把“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由他发明的规定塞了进来”[3](P279-280)，这等于说是用名称或言辞更正着世人对国家的理解。对马克思而言，黑格尔派照此非现实的理智本质造出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根本上到处都还藏着呢！问题实质在于，在德国的理论家那里存在的是历史神学而非历史哲学。在1840-1844年即德国哲学斗争时代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在这里绽露了一个难题。若此处表明，思辨哲学确实呈现出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则或许应区分形而上学的主体与现实的人类个体或有限性。但如何可能按此行事呢？马克思看到，思辨哲学依附一种手法，也就是，它佯言拥有哲学(静观)能力，但其实是一连串的“思想”的运动，如同“果品”“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美、善、真、宗教都是黑格尔的政教体系之“诱饵”。因此，这种哲学之追求自身最高目标所依靠的方法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一个观点成为另一个观点的“饵料”，“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后同“自我意识”交织在一起。至于它认为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神的王国”而进入“人的王国”，则这种“观点”顶多不过是“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而“神的王国”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之宗教抚慰由此加以保留。马克思看到，对德国历史哲学来说，恐怕对现实历史不置一词才满足这个要求。所以，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没有历史这个词，而只有强调现实世界会被知识或概念所决定的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2](P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