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8)05-0001-09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建设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系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认真总结新中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研究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新课题，提出乡村治理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是新中国乡村治理的一面旗帜，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将这一先进典型置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中加以深入研究，将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一、中国的国情是中国乡村治理建设研究的出发点 55年前，毛泽东对浙江诸暨枫桥镇的经验做了批示，认为这一经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应该在全国推广。15年前，习近平再一次做了批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为什么如此重视“枫桥经验”？因为它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把握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由氏族直接到国家，国家的组织形式与血缘氏族制是结合在一起的。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伦理纲常为核心，反映了这种建立在宗法血缘制基础上的传统社会的要求。孔子的思想是围绕着“仁”而展开的，孔子所说的“仁”是“爱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爱，首先是“爱亲”，然后是“泛爱众”，是有亲疏之别的。孟子主张尊卑有序，他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被称之为“五伦”，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伦理基础。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建立这种在血缘、地缘基础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差序格局”，它以伦理为本位，具有“波纹宗亲网”的性质。“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28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传统社会的治理是通过两条轨道进行的，被称为“双轨政治”。一条是国家政权机构自上而下实施的，依据是国法；另一条则是乡土社会内的绅权和族权实施的，依据的是礼俗。但由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1]78。国外著名专家费正清指出，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法律“始终是高高地超越农村日常生活水平的、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纠纷是通过法律以外的调停以及根据旧习俗和地方上的意见来解决的”[2]。可见，礼俗在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为什么会出现“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情况？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村庄。有些地处偏僻山区的村庄甚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相对封闭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中生活，必须接受来自传统的规则——礼俗，并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礼俗。违背礼俗，就会受到谴责和惩罚；遵守礼俗，才能获得亲近和尊重。礼俗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调节人们行为的基础性力量，维护着社会的正常运转。习近平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关于“礼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作用的观点，指出“传统的中国农村是靠推行‘礼治秩序’来进行治理、实现稳定的”[3]199。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传统的乡土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小农经济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一大批农民走出了穷乡僻壤，进入了城市和工厂。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与文化，并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观念和文化反馈到乡村，对乡村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乡村中农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伴随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几千年所形成的乡村“差序格局”不会在短时间全部消失，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与“熟人社会”相联系的思想观念、伦理关系，还将对乡村生活发生深刻影响。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必须从现实的国情出发，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成功。 中国传统农村的“礼治秩序”是乡土文化的核心，曾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同时它也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乡土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对“礼治秩序”进行正确而又全面的评价，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评价。 一方面，“礼治秩序”中的“礼”是通过传统维系的行为规范。在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古代社会中，依照传统习俗去做就有福，反之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感。“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1]63这种个人对规则的敬畏感在现代乡村治理中也有着重要价值。“礼”不仅要从功能的角度揭示其价值，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精神渊源。“礼治秩序”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根基的，儒家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基本概括，不仅维护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良好秩序，而且跨越时空，在当今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家庭为本、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和睦、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乡村治理与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中国的乡村治理才会有坚实的根基和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