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8)03-0048-10 群团组织，作为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一种组织形态，是个体化公民聚合起来进行集体行动、开展资源动员的有机力量，在国家治理的各层面、多场域、诸环节愈益发挥着积极的效应和广泛的影响，是建构集体认同、集聚社会资源、约束社会失范、增促社会整合的内生性生长机制，因而是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的重要资源与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重要“一极”的群团组织，共青团与其他组织形态一样，基于组织环境的变迁、目标群体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转型。然而，在其转型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阻滞因素，导致其转型存在一定的困境。深入分析导致这些困境的成因进而找寻破解的路径，对于在新时代更好发挥共青团的作用具有前提性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群团组织转型，是指一定的群团组织在内外各种要素共同作用下的改革进程中所发生的整体性形态变迁，具体体现为组织形态、功能结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变迁。其核心取向是巩固和拓展相关社会群体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其出发点是增强与相关社会群体的利益联结度，其基本原则是有效平衡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内在张力。从近年来学界对群团组织转型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其价值、必要性着墨较多，主要聚焦其在合法性结构转型、功能形态重塑等方面的新发展。虽然研究内容不同、研究取向不一，但对其转型困境之成因及其可能引发的行为效果缺乏具体深入剖析，致使对其转型的趋向、机理及其实际面临的激励机制、动力机制以及约束机制、阻滞机制缺乏理性认知，因而无法从整体性层面全面把握、准确辨识其转型的内在逻辑结构，也难以为其良性运行供给有针对性的发展路径指引。因而，需要将群团组织转型之成因作为一个重要研究变量予以检视、考察。 本文以共青团为例阐述中国群团组织转型的困境之成因，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量：其一，群团组织与其他一般社会组织的差别主要在于政治性。共青团是政治性较强的一类群团组织，与党“同宗同祖”，具有相同的政治“基因”。在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赋予共青团“助手和后备军”的价值定位，这是共青团区别于其他群团组织独具、独有、独特的政治特质。其转型轨迹可在一定程度折射、映衬出当代中国政治的走向与趋向。其二，中国共青团历史悠远，其“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群团组织的历史面向，具有较好的研究样本代表性。 为了对群团组织转型困境的成因有深入的把握和理解，从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笔者对23名共青团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7名团省委书记、6名科级共青团系统干部、6名基层共青团系统工作人员、4名长期从事共青团理论研究的学者。通过深度访谈，把听、看、思有机结合起来，及时追问和澄清了对一些问题的模糊认知，触发了笔者的研究灵感。 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青团转型困境的成因分析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并结合深度访谈对中国共青团转型予以测度，发现其存在制度化水平不高、青年主体参与性不彰、法治化程度较低、内在协调性不足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存续有其内在的原因和依据，概言之，主要有“外部冲击”的直接挑战、对目标群体结构分化之辨识不准以及既定“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三大方面。 (一)“外部冲击”甚于内在自觉 公共选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安东尼·唐斯在其名著《官僚制内幕》中曾言：“官僚组织的发展和衰败的主要原因，都取决于该组织的外部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社会职能的重要性增强，一些社会职能的重要性则会降低。官僚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受这些外在发展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强于任何纯粹的内部变化的影响。”[1]无独有偶，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战争、经济危机等“外部冲击”是诱致、诱发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否则，制度会持续不变[2]。根据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动因的阐释，共青团组织功能的转型往往也是在“外部冲击”下发生，自身内部变革的动力相对不足、不够。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外部冲击”主要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及其所引发的青年活动空间的拓展，互联网的崛起及其引发的人们生产方式、生活状态的深刻转型等。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及其所引发的青年活动空间的拓展 面对经济改革浪潮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共青团传统的行政化运行逻辑和传统的思政运作逻辑难以适应青年群体的分布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少共青团组织倍感迷茫、彷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大大拓展了青年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空间，由此也带来青年价值观的多元化嬗变和异质化要素的生长。共青团在计划经济时期所盛行的行政化运作逻辑在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深刻变化中逐渐显得不合时宜，难以收到实效。由于共青团不能根据青年需求和价值观的变化灵活调适工作的取向，难以转变以往的官僚化、行政化倾向，难以以有效服务实现有效引领，致使其难以实现对青年的有效凝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