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影响学生知识素养的路径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文宏(1963- ),男,河北沧州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韩钰,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运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PISA 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对家庭背景影响学生知识素养的路径和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15周岁时的知识素养有正向直接效应,同时父母对子女的精神和学业支持、学校选择、市场课外辅导、学习态度和习惯等四个方面发挥着中介效应,其中以所选学校质量这一中介效应影响最大。在中国,在学校选择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阶层分割现象,所以家庭背景和学校是交互一起共同对学生的知识素养发挥作用。此外,学生所处教育阶段对家庭背景影响其知识素养的具体路径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背景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到了高中阶段,其效应有所下降,且课外辅导路径已不再显著。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8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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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8)02-0063-12

      与以往研究关注家庭背景对最终教育获得的影响不同,本文主要研究家庭背景对即将或刚刚完成基础教育学生的综合素养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

      一、文献综述

      《科尔曼报告》是关于家庭背景和学生学业成就研究的奠定之作,它提出家庭比学校和社区更能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1]。此后有关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间关系的一系列实证研究,研究对家庭背景的测量涉及家庭收入、父母职业类型、教育程度等单个或多个方面,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学业成绩总体上呈正相关[2][3][4][5][6],也认识到家庭背景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受制于诸多中介因素。在国外研究中,这些中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父母的信念和行为、亲子互动、学校参与等对教育的支持和参与[7][8][9];(2)父母教育期望[8][10][11];(3)文化资本[12][13]。

      国内的很多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多是从定量的角度展开论述,也证实了家庭背景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略有差异,有些学者关心的是大学生群体[14],有些学者关心的是高中生群体[15],或者是初中生[16]、小学生[17],抑或整个义务教育阶段[18]。不管以哪种求学阶段的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基本都被证实,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都是正向关系。

      除了指出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之外,很多学者们对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展开了分析。较多的学者提到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几种作用机制。杨宝琰和万明钢指出,家庭社会资本(父母教育期望、教育参与、教育支持、学校教育关注)、家庭文化资本(课外活动、兴趣爱好、学习习惯、教辅设备、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资本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19]。池丽萍和俞国良从资本和沟通两个视角,分析了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机制[20]。首先,这种传递不仅是通过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实现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它已经成为一个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升学、教育机会的过程;其次,各种资本对教育成就的影响都离不开亲子沟通和家校沟通等具体过程。赵必华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对学习成绩具有直接影响,还通过影响可能学习资源、家长学习期望、家长学习参与等家庭资本变量而对学习成绩产生间接影响[21]。梁文艳和杜育红分析了家庭社会资本与学校投入要素对小学生学业成就的交互影响效应,发现在家庭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中,由于家长与子女的联系密切、家长与教师和同学联系密切,孩子能更多享受到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带来的好处[17]。庞维国等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教育期望和中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并发现学校类型在这种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22]。乔娜等重点分析了父母参与作为中介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初中生学业成绩之间关系的影响,同时注意到教师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16]。周皓利用PSDMC的调查数据,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分析,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教育期望和亲子交流在上述两者之间是起重要作用的中介变量[23]。赵必华运用两水平HLM分析,探讨了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家庭与学校因素,研究发现,校际差异可解释学生学习成绩2.66%的变异[24]。

      从以上学者提出的各种影响机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1)社会资本机制,包括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参与、支持,亲子沟通和交流,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期望,父母与学校老师的沟通交流。(2)文化资本机制,包括家长为孩子提供的教辅设备,参与的课外培训项目等。(3)学校机制,包括学校的师生比,平均教师教龄,学生平均社会经济地位,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师生关系等。尽管众多文献讨论的重点主要在社会资本机制和文化资本机制方面,对学校机制的讨论并不多,仅有梁文艳、杜育红和赵必华两篇文章讨论到学校的质量指标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17][24]。但是根据李忠路、邱泽奇的总结,学者们在讨论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关系时,往往都把就读学校的质量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1]。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家庭会利用各种资源优势为子女争取优质的教育机会,增加其下一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概率。中国义务阶段“就近入学”政策,使得家庭可以通过买房而择校,这就意味着基于居住地分配的入学机会在事实上按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分配[25]。吴愈晓、黄超也对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阶层分割现象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经验验证[26]。所以,因家庭背景而带来的学校质量因素对学生学业素养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有很多学者意识到家庭背景对不同地区、不同经历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差异。蒋国河和闫广芬发现,城乡间在家庭资本上存在着较大差距,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首先由城乡家庭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上存在的差距而来[27]。赵必华则指出,农村学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课内学习资源、家长学习期望、家长学习参与上均显著低于城市学生,这是造成城乡学生学习成绩差异的重要原因[21]。周皓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途径[23]。

      正如李忠路、邱泽奇指出的,尽管理论视角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路径和机制,但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类因素的影响都不是独立的[1]。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学校质量都很重要,但还要注意学生本身的学习行为在学业成绩中的重要作用。另外还应注意,教育的目的并不只有升学,最重要的是获得以后进入社会的能力与技巧,要学以致用,所以对学生学业成就的测量也不应仅仅以升学或平时测验的分数作为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根据所学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二、分析框架

      以上对既有文献的梳理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存在复杂的影响机制和路径。这些路径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家庭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衣食住行条件,安静的学习环境和多样的学习设施;第二,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除了物质条件的提供之外,还特别注重对孩子精神的支持和鼓励,让孩子自信乐观;第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想尽办法为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第四,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还可以为子女购买额外的教育服务,开阔视野,增加知识面;第五,除了以上路径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学生最终的学习态度和行为对其学习成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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