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政治心理、政治行为与青年政策的逻辑关系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4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97(2018)04-0053-08

      一、研究假设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逻辑链条里面，青年是最具活跃性的影响因子之一，青年的政治取向、经济行为、社会偏好、文化认可度等无一不对整个国家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青年群体的影响力日益剧增，国家也日益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和引导。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规划》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初步形成，广大青年思想政治素养和全面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其中，在中国社会所处的复合性时空以及中国青年所呈现的世代分化背景下，共青团在青年政策的推动和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1]。浙江、上海、广州、重庆等省市也纷纷制定基于本地实际的青年发展规划，希望在青年工作领域能够真正赢得青年和未来。

      然而，在当下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之际，社会面临着复合性的转型升级，这种不可逆的大趋势，让身处其中的青年也随之共振，并接受着时代巨变的洗礼，青年的政治心理明显趋于“脱离中心”的轨道，青年的政治行为表现得那么“不理性”，青年政策的发布能否产生足够积极的作用尚需时间的验证[2]。在对青年的管理和引导过程中，共青团的作用日益式微，尽管共青团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青年工作的颓势，但千尺之冰并非一日即可融化[3]。那么，在青年发展的整个逻辑链条中，青年政治心理处于何种状态?青年政治行为有什么可归纳的特征?青年政策应该具备什么特质?三者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假设：路线一，在大环境背景下，青年政治心理影响青年政治行为，青年政治行为催生了青年政策的诞生；路线二，在大环境背景下，青年政策影响青年政治行为和青年政治心理；路线三，青年政治心理、青年政治行为和青年政策在大环境下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路线。我们可以把这种路线综合起来形成一个逻辑结构图(如图1)，再通过对青年主体、政策主体、社会环境进行观察和访谈测试来论证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青年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实证参考。

      

      图1 青年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和青年政策逻辑关系图

      二、文献回顾

      关于青年政治心理和行为的研究，赵晶认为中国青年的集群政治心理对集群政治行为的发生和样态有重要的影响。中国青年学生的集群政治心理包括准备阶段的集群政治心理和过程阶段的集群心理。准备阶段的集群政治心理对中国青年学生集群政治行为发生与否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青年阶段的心理状态、青年的政治文化素质和青年所处时代的政治心理。过程阶段的集群政治心理对中国青年集群政治行为的样态产生重要影响。它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助长、从众和去个性化现象等心理效应[4]。事实上，这种心理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接触与使用媒介的过程中，青年群体所呈现出的“媒介依存”“个体表演”以及“符号交往”的行为表征，消解了作为主体意义的青年精神。长期处于赛博空间所建构的“仿真”世界，“游戏人生”的娱乐心态让青年群体对现实交际产生了恐惧与焦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开始变得模糊与游离，信仰虚化、道德混沌、精神危机震碎了青年人日趋成熟的理想价值[4]。这种互联网与现实世界的交织可以用“微政治心理”的概念来诠释，青年群体“微政治心理”是社会政治心理的一个子类，“社会政治心理”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现象和政治理念的一种认知和体悟。“微政治心理”是现实中的社会政治心理转嫁到网络社会中的集中体现。“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是底层社会稳定的前提”。而作为社会政治心理子类的“微政治心理”则是网络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和风向标。由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微政治心理”与现实社会政治秩序也彼此关联[5]。

      可以说，“微时代”的到来在改变传统青年政治社会化范式的同时，也为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冲击。“碎片化”“去中心化”导致青年群体政治选择困难，“指尖决策”加剧了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非理性”，“手机依赖”导致青年群体政治角色认知失调，“把关人”角色弱化加剧了青年群体政治行为失范。[6]要规制和应对这些不足，必须要从“外在引导”与“内在形塑”两个方面入手，要注重“微空间”中的政治治理，加强现实政治环境的优化改善，建立线上线下和谐共振的双向引导机制。同时，也要注重青年群体的“内在形塑”，提升其“微素养”，完善其“微道德”[7]。也可以说，青年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特征是青年一般特征的网络映现，青年对新技术的热衷、青年的求新求变和理想主义等都在网络政治行为中有所体现。正如青年的特征具有二重性一样，其网络政治行为也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需要加以伦理导引。这种导引在思想建设上主要表现为底线意识、等效意识、反身意识、价值意识、素养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培育和增强，这六种意识的集合形成了一个由最低要求到最高要求的系统，表明了青年的价值观培育是一个过程性事业，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不懈探索[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