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97(2018)03-0003-7 公众舆论(我们也称之为社会舆情)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社会治理的调整完善上，我们较多侧重于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管理机构的设置与整合等这样一些外在的、管控功能问题的解决，而不太关注解决内在的、深层次的调节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的素质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人的公共理性、国民的公共伦理素质问题，而这一素质的培养需从青少年开始，换句话说，将作为未来青少年素质发展的重要内涵，逐渐地使成长起来的新国民具有较高的公民的素质。关注并正确面对这一问题，不仅能使我们有效地把握公众舆论，而且有可能使我们从“被动”了解走向“主动”引领，对青少年的普遍性教育，使国民素质得以提高，真正臻于“社会善治”。以下略陈陋见。 一、从“人心所向”说起 “人心所向”“人心向背”是社会舆情的收集者的主要关注点，更是社会治理者决策的主要依据。研究者往往把“人心”与“社会心态”加以重合，笔者以为“人心”“社会心态”的内核是人，是人性与国民性，也就是说“人性—国民性”的内在结构与“人性”“社会心态”紧紧关联，其种种特质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人心”“社会心态”，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且正负面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会发生演变，其某些特质的失衡，必定会影响到“人心”与“社会心态”。把握人性-国民性的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有助于从深层次上调整“社会心态”，使之与社会发展和谐与良性互动，使人心、社会心态的生存状态从自在走向自觉，从而使社会治理与人心所向达到优化整合状态。 当然，这里说的“人心”是指“大众之心”“公众之心”。那么，“公众”是公共理性的天然拥有者吗?答案是否定的。许多著名学者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公众”都有颇具影响的评判。首先，对前现代社会的公众及其行为持否定态度。比如查理斯·麦基在其《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中，孔飞力在其《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都把毫无公共意识与理性的大众视为“愚昧而疯狂”的，都把“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的癫狂”联系在一起。其次，对于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公众也不抱幻想，比如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新闻评论家、政治学传播学的著名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名著《幻影公众》中，把“公众”视为社会治理的“旁观者”，并不具备参与社会政治的“良好素质”。 所谓“公众参与”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其《乌合之众：群体暴力与大革命》一书中更把参与政治运动与暴力革命的一般公众视为“乌合之众”。①由此可见，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培育具有公共理性、公共伦理素质而能自觉自律的现代国民是何等重要，只有具备这些现代素质的国民整体才称得上是现代的“公众”，才能真正以主体局内人的身份与地位参与社会治理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如果说，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初期由于受物质技术和理念思维等条件所限，人的现代素质培育、特别是整体性大众的现代素质的培育产生了历史性的失衡；那么，在高科技信息时代，改变这种失衡已经成为可能，而作为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者，理应有担当、有能力、更要有贡献。 还需要提及的是：进入网络时代以来，鉴于不负责任的流言、谣言满网飞，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管控。其实，当下的网民的种种行为，大都体现出前现代“公众”的特征，毫无主体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将自己当作“局外人”，不承认也不尊重他人，自我膨胀、任意发泄。所以，我们同样需要标本兼治，在加强管控的同时，提升网民的现代素质。 二、“人性—国民性”的现代转向：公共理性与公共伦理素质生成 “人性”问题自人类有历史记载特别是有“哲学”研究以来，一直为学者所关注，也正因为我们在哲学层面上讲“人性”所以显得十分抽象和空灵。如果说人性是一种人类本性的普遍性探究，那么“国民性”则是一种民族、地区乃至语言系统的人群的特殊性探讨，是较为具体而实在的研究。由此，人性的探究往往只能通过假设来阐释，而国民性的探讨则可能由实证性的研究来加以佐证。人性的探究给国民性研究以启示与起点，国民性研究则使人性的探究有可能具体化，更贴近现实生活。基于此，本文将“人性”与“国民性”加以整合，以体现其紧密的关联，或也可使相关的探讨更接“地气”。 (一)人性的假设与阐释 可以说，人类自身的演进史，是一部以理性管控物性的历史，更是一部以公共理性管控个人理性，以人文价值理性引领工具理性的历史。物性、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给人类带来的一次次灾难告诉我们，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公众舆论的引领方向，应该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特别是在传统向现代化转型，在高科技核子与网络时代，这种管控与引领更是须臾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