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Bell，1973)。经济服务化带来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部分学者译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扩张，使其成为创造产值和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部门(Riddle，1986；Daniels，1995；Coffey，2000；Bryson et al，2004)。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商品或服务生产提供中间服务投入的产业，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知识密集的特点。虽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比较明确，但是，其所涵盖的具体产业部门，在实证研究中存在外延上的区别。一些学者将生产性服务业等同于广告、法律、会计、计算机服务业、管理咨询等商务服务业(Hansen，1990；Coffey et al，1996；Airoldi et al，1997)；一些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及商务服务业(Gillespie et al，1987；Hutton et al，1987；Beyers，1991)；而Sassen(2001)等则将交通、仓储、通讯等产业部门也纳入生产性服务业。此外，“高级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专业服务业”(professional services)等概念，也被应用于描述信息和知识程度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Daniels et al，1991)。 生产性服务业趋向于在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区集中分布，其区位特征和地域差异使其成为“导致区域发展差异的新因素”(Moyart，2005)。作为“后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发展机制及其对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和城市地理学家关注的热点议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经济运行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中国2000年以来“第四波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叶嘉安等，2006)。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以企业数和从业人员来衡量，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从2004年的13.3%和11.1%上升到2013年的20.4%和13.4%(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2015)。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集聚对中国工业化背景下的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组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深入和全面地了解这一经济地理现象。 本文在追踪国内外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进展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立足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探讨已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多层级动力机制及其区域城市化效应”(项目批准号：41301181)的资助下，项目组成员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本文按照“模式—机制—效应”的思路，主要讨论以下三个研究议题：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空间格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效应。 2 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空间格局 2.1 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区位特征 1980年代以来，随着“福特主义”(Fordism)危机的出现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幅度增长和空间集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最为重要的经济地理现象之一。诸如“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Bell，1973)、“服务社会”(service society)(Illeris，1996)、“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Castells，1996)、“服务世界”(service worlds)(Bryson et al，2004)等许多概念相继被提出，用于描述和解释西方国家服务业增加和制造业下降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机制。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学者们主要归因于新国际劳动分工以及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变化催生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增长及其外部化趋势。 “后福特经济”市场需求的日益碎片化和多变性，使得“福特经济”大规模、批量化的生产方式和垂直一体化的组织模式逐渐被小规模、定制化的生产方式和以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为特征的水平型组织模式所取代。竞争的主要方式逐渐从价格竞争转向产品的差异化和创新性。与此同时，生产活动组织的地理范围从国家向全球范围扩展，加剧了企业内部管理的复杂性以及企业运营的风险性。研发、金融、设计、咨询、广告等生产性服务业活动在产品开发、技术支持、企业融资、高效管理、市场开拓、风险规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Coffey et al，1992；Bryson et al，2004)。1971-1991年20年间，加拿大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增长了185%，而同期的总就业增长仅为65%，制造业的增长仅为22%(Coffey，1996)。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也与其外部化趋势紧密相关。虽然生产性服务可以由企业内部提供，但是，一方面从外部购买可以降低成本和规避范围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ope)，有利于企业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维持核心竞争力(Rothwell，1992；Monnoyer et al，2007)；另一方面，面对市场和技术的快速变化和复杂性，企业自身的知识和技术局限也促使其购买大量的外来服务(Lindahl et al，1999；Wood，2005)。美国采购协会(American Purchasing Society)199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年收入在8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采购占全部外部采购费用的70%以上(刘曙华等，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