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概念诞生于18世纪，它表现了西欧的一种自我意识，即在技术水准、礼仪规范、科学知识和世界观方面超越世界其他地方。①历史上，西欧就自身作为一个区域实体优于其他地方的意识，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1291年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被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攻陷，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失败；西欧一批东征理论家纷纷著书立说，号召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共同塑造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西欧文明优越意识。具体来说，人类世界被分成三个等级：基督教世界居顶端、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基督教国家或东正教国家次之、伊斯兰世界居末端。 在词源上，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Christendom)最早表示基督教徒的存在方式和身份，代表着上帝对于他们的眷顾。②9世纪以后，该词在罗马教廷的官方文件中频繁出现，表示基督徒的神圣共同体。基督教世界不强调地理属性，欧洲、非洲、亚洲的基督徒都自然包含在内。③13世纪，西欧人开始认真思考欧洲与非欧洲的区别。④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也随之特指欧洲基督教国家组成的神圣共同体，而在14世纪初期的现实环境中是指西欧基督教国家组成的神圣共同体。 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动员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出于共同对付敌人的需要，他认为东正教徒也属于基督教世界。1203-1204年间，曾经短暂统治拜占庭帝国的阿列克塞四世表示东正教奉罗马教皇为基督教世界的领袖，教皇英诺森三世也认可拜占庭帝国属于基督教世界。可以说，这种观念在十字军东征运动时期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⑤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军事上的胜利消除了基督教世界是否涵盖拜占庭帝国的问题。1261年，巴列奥略王朝的米哈伊尔八世收复君士坦丁堡，引发了拜占庭帝国还应否属于基督教世界的争论。1274年，米哈伊尔八世接受第二次里昂宗教公会议的提议，同意东西方教会合并，从而拜占庭帝国仍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不久，西欧与拜占庭帝国再次对立。1301年，法国王室宗族瓦卢瓦的查理与流亡的拉丁帝国女继承人结婚，理论上继承拉丁帝国。从此，瓦卢瓦的查理积极寻求西欧君主的支持，筹划进攻拜占庭。 14世纪初期的东征理论家大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吞并拜占庭帝国。他们指责东正教是裂教者，断定拜占庭帝国属于瓦卢瓦的查理，而当前在位的皇帝只是篡位者。根据他们的描述，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在以往十字军东征运动中的表现极不光彩：一方面给予十字军小恩小惠，另一方面却暗中帮助穆斯林。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表明东正教对上帝的信仰既不真诚，也不彻底。而正是因为精神上的残疾导致拜占庭帝国一直萎靡不振，在军事方面更是毫无可取之处。因此，与其让它有朝一日被伊斯兰教征服，还不如西欧抢先出兵。理论家们主张，在占领拜占庭帝国之后展开大规模传教活动，使东正教徒改宗。改宗后的拜占庭帝国可以重新回归基督教世界大家庭。⑥按照皮埃尔·杜波瓦的设想，改宗后的拜占庭帝国有资格派代表参加基督教世界世俗君主联盟会议和基督教世界仲裁法庭。⑦ 巴勒斯坦是主的陵墓所在地，也是以往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十字军曾在这里建立耶路撒冷王国。这些事实对西欧而言意义非凡，14世纪初期东征理论家的言说目标就是要号召夺回巴勒斯坦。一般而言，巴勒斯坦应该在基督教世界中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然而，在东征理论家领袖杜波瓦和托尔塞洛的眼中，巴勒斯坦却不属于基督教世界。杜波瓦在《论圣地的光复》中将光复后的耶路撒冷王国定位为基督教世界的殖民地、抵御伊斯兰教的前线、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以及基督教世界罪犯的流放地。耶路撒冷王国需要向基督教世界缴纳年贡，然后引进基督教世界的教会法、执行教皇专门为之设计的一系列法律和建制。但巴勒斯坦的统治者却不参加上述的基督教世界世俗君主联盟会议。⑧在《十字信徒的奥秘》中，托尔塞洛将巴勒斯坦与地中海东部沿岸的黎波里、提尔、安条克相提并论，它们一起充当基督教世界政治军事和贸易安全的外围屏障。托尔塞洛认为，巴勒斯坦长期以来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教会纪律松弛，教士贪婪。因此，光复后的巴勒斯坦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殖民地应该引进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法律和司法制度。⑨ 杜波瓦和托尔塞洛的观点具有普遍性。这个时期西欧社会与东方基督徒的兄弟情谊越来越淡化。西欧著作家一致抨击巴勒斯坦在社会结构、民俗风化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道德水准持续下降；它的军事力量孱弱不堪，不得不完全仰仗于西欧。而西欧应该和它保持一定距离。例如，锡安山的伯查特(Burchard of Mount Sion)和帕多瓦的菲德西奥(Fidenzio of Padua)就宣扬，巴勒斯坦是一块充满混乱和暴力的土地，与西欧的和平繁荣迥然有别。⑩罗马的休伯特(Humbert de Romans)断定，没有哪个西欧人愿意待在这些陌生的海外地区。(11)法国腓力四世甚至私下表达对于巴勒斯坦的厌倦：“我们从那块土地上收获的只有麻烦。”(12) 东征理论家们还考虑了蒙古伊尔汗国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伊尔汗国统治者持续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其中更是有几位可汗接受洗礼或在政治上亲善基督徒。另外，伊尔汗国长期与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金帐汗国及马穆鲁克王朝形成敌对关系。因此，在14世纪初期，西欧社会普遍期待伊尔汗国彻底基督教化并帮助基督教世界收复巴勒斯坦。(13)但是没有人愿意视伊尔汗国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14)托尔塞洛和格里高斯的海顿(Hetoum of Gorigos)都明言，伊尔汗国在联手基督教世界或单独攻下巴勒斯坦之后，应该立即将之交给基督教世界管理。(15)伊尔汗国在此只处于服务者的地位。威廉·亚当的观点最为极端。他在《击败萨拉森之良策》中谈到如何利用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制衡伊斯兰教敌人时，完全没有突出伊尔汗国的特殊地位。换言之，他并不认可伊尔汗国仅仅因为拥有一些基督教元素就与基督教世界存在什么亲缘关系。(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