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8)06-0124-09 本文将要通过叙述1880年代到1940年代广州现代狂犬病的起源过程，说明狂犬病不仅是一种客观疾病，更是一种被构造的社会现象。①广州的狂犬病流行史，绝非简单的进步主义科学发展史，更是一部充满非理性与暴力的社会构造史，诸多力量参与了构造过程。与此相关，狗肉开禁与屠狗暴力占领主流话语，也并非广州古已有之的风俗，而是狂犬病构造过程中的副产品。 一、诸毒杂症：广州传统医学中的狂犬病 狂犬病(Rabies,Hydrophobia,Lyssa)又被称为恐水症，是由狂犬病毒引发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为主的急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病毒主要通过病畜咬伤人体传播，临床特征为恐水、怕风、恐惧不安、流涎、进行性瘫痪等。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② 晚清之前的广州，狂犬病散见于医籍外科、方书中。相较于疟疾、天花、霍乱、鼠疫等大规模的恶性疾病，狂犬病往往和蛇毒、虎毒等被划为一类，在方书中被列入“杂症”，并未受到特别关注。广州目前可见最早出现狂犬病的记载，是晋朝裴渊的《广州记》，书中记录了用冲洞根治疗犬伤和蛇毒。③东晋葛洪，曾任广州刺史嵇含参军，在其《肘后备急方·治卒为猘犬所咬毒方第五十四》中，对于治疗狂犬病进行了详尽的记载，犬毒被称为“猘犬毒”。④需要注意的是，《肘后备急方》中的“猘犬毒”，只是熊虎爪牙毒、蛇毒、蜂毒、蝎毒等18种毒症之一。此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狂犬病”的存在，但“狂犬病”只是诸毒之一，并不受医家格外注意。元代《岭南卫生方》，对狂犬病虽有记述，但也只是一笔带过，着墨不多，“治虎犬咬，亦宜以白矾末”，在《岭南卫生方》中，虎犬咬伤并无差别。⑤清代光绪七年(1881)，广州羊城云林阁刊刻了明朝的《医学十书》，收录了元代齐德之的《外科精义》，其中对于狂犬病的记载相当简陋，反不如晋人高明。⑥明清之后，广州关于狂犬病的记述多了起来，主要集中在方书当中。如《王洪绪先生外科证治全生》的“狗咬方”，⑦《小儿产妇跌打杂症内外科药方》的“颠犬咬伤方”，⑧《经验良方》里的“毒狗咬伤方”。⑨ 医籍之外，其他文献也有零星狂犬伤人性命的记载，如《广州府志》就记载过一则忠犬护主杀人的故事。⑩总体上讲，想要在晚清之前的文献中，找到狂犬病存在的证据并不是难事。但从晋朝一直到晚清，中医体系里的狂犬病，只是诸毒之一，并没有受到格外关注。《岭南卫生方》中，狂犬病的受关注程度，远不及蛇毒、蛊毒。在晚清方书当中，即便是痔疮的方剂数量，往往也十倍于狂犬病，更不用说浩如烟海的痘症、伤寒等方剂。 二、殖民医学飞地式的输入：沙面狂犬病的起源 西方关于广州狂犬病的记载，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根据1870年代英国狂犬病权威弗莱明(George Fleming)的记载，英国皇家工兵队的马尔科姆上尉(Captain Malcom)告诉他，在1860年或是1861年，上尉本人在广州附近遇到过一个死于狂犬病的患者。1861年弗莱明本人随英国军队占领天津时，也遇到过狂犬病患者。(11) 1881年关于中国、日本狂犬病是否普遍的问题，外国医生看法不一。美国的多尔(L.L.Dorr)认为相较于西方，中国和日本的狂犬病感染率明显很少，这两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会养一只狗，但很少听到有狂犬病的消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系主任文恒理医生(Dr.H.W.Boone)在1881年6月28日写道：“中国土狗体型硕大，具有半狼血统，和印度、爱斯基摩犬类似，但中国也有体型较小的北京哈巴狗和广东狗。中国狗偶尔会和欧洲狗杂交，但这种情况仅限于开放口岸。纯种的中国狗有狂犬病，在外国人来之前就很普遍。”在日本横滨居住多年的史密森医生(Dr.D.B.Simmons)，在1881年3月10日告诉多尔，“我在日本从未听过说狂犬病。我见过一名外国儿童，被一只外国纽西兰犬咬伤。日本狗像狼，无疑起源于中国。”(12)1881年，狂犬病在东亚，似乎仍隐匿在若有若无的光影中。 粤海关医官制度建立后，狂犬病这个中医里的“杂症”，在1882-1902年间，开始受到身在沙面的两位粤海关医官，魏乐思医生(Dr.J.F.Wales)和凌尔医生(Dr.B.Stewart Ringier)近20年的关注。1882年，魏乐思第一次记载了他在沙面看到的狂犬病病例。1882年8月8日，有4个中国人被一条外国猎犬咬伤，这条狗几天前开始出现犬瘟的症状。狗当场就被杀死，因而魏乐思没有掌握到病犬的准确信息。其中一人的手指被咬断，并大量失血，一人腿部有轻伤。另外两人的手指被撕伤，并最终致死。魏乐思给他们免费提供了硝酸清洗伤口并进行包扎。在这四个病例的后续治疗中，魏乐思仅是旁观者，几乎没有插手，因为病人的家属看起来不愿意接受西医治疗。(13)1886年，魏乐思再次记载了狂犬病的医案。1886年4月5日，有一个病人的右拇指被自己的狗咬伤，魏乐思在15分钟后，捆扎了病人手臂，并切开伤口放血，然后用强硝酸进行灼烧。7月17日，病人出现萎靡和发热。7月18日，病人抱怨右臂风湿痛，在第二天早上魏乐思去看了他，病人只想睡觉，并且感到喉咙痛，呼吸很急促，并伴有呼吸痉挛。他能够吃一点早餐，包括吐司和一个煮鸡蛋，中午时吞咽了一些冰块，但很艰难。随后病人的呼吸痉挛发展为抽搐，同日下午3点，病人衰竭而亡。消化道血管破裂加速了病人的死亡，病人有大量吐血的情况。魏乐思使用匹鲁卡品(Pilocarpine)和蒸气浴让病人发汗，但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