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8)05-0130-10 晚清以降，中国城市的近代化之路在政治激荡的氛围中缓慢起步。受西潮影响，中国城市也开始着力于城市空间的重构①。近代中国城市的空间重构，一方面在于改造老城，拆毁城墙，打破了城市内的传统空间布局；另一方面在于扩建新区，城区的扩展既促成了新的城市格局，同时也利用新区的内部空间塑造了新的城市形态。清末天津的河北新区②即是中国城市近代化历程中扩建新区的鲜明例证。 近代天津的河北新区是1903年由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主导兴建的一片新市区。新区所在的河北一带在开建新区前还是“人迹罕到之处”[1](卷五《舆地(坊巷)》，P10)，但在袁世凯主政期间得以快速营建。新区内街道规划整齐，房屋林立，近代化的市政设施一应俱全，一时间被誉为“天津新世界”[2](P87)。清末的河北新区生机勃勃，大有抗衡租界之势，但却在进入民国之后意外消沉。其从无到有、从兴盛到落寞的历史变迁值得关注。目前学界关于河北新区的研究，尚以地方志为主③，侧重于记述城区史话。其他关于天津的城市研究中对河北新区也有涉及④，但多为概述。此外建筑学领域对于河北新区也有相应关注⑤，其研究视角则集中于城区规划和城市形态的演变。本文则旨在从政治与空间的双重因素入手，对天津河北新区兴建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做一梳理。 一、城市变革与空间诉求：开发河北新区的最初决定 天津城市的近代化始于1860年天津开埠，租界将城市近代化的因子带入天津。而在此后几十年间，华夷两立。尽管在当时国人的眼中，租界区“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3](P121-122)，但天津华界却依然固守成规，变化缓慢。不仅如此，开埠后城市人口激增，规模扩大，华界的城市管理却在“走向失控”[4]，以致20世纪前的天津华界，道路“狭窄且肮脏”[5](P41)，加之失修严重，一遇雨天“行人断绝，全市就像死一样的沉寂”[6](P20)，同时卫生情况堪忧，“所有污秽之物无不倾弃沟内，以致各处沟渠尽行堵塞”[7]。连彼时旅华的外国人也将天津称为“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最肮脏、看上去最贫穷的地方”[8](P32)。如此恶劣的城市状态急需整治，但在天津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下，却难以有效解决。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为天津的城市改造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一年7月，八国联军侵华后进占天津，联军在天津设立都统衙门，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八国联军设立的都统衙门，作为一个西式的市政管理机构，其在统治天津以后，迅速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市法规、管理机构用于城市治理。都统衙门的管理颠覆了天津传统时期的城市管理模式，将近代化的市政体系引入华界。对天津华界的城市改造也在此时开始起步，其首先改组了成立于1882年的公共工程局，由“都统衙门书记官雷那德任工程局主任，专门着手于道路的改良”[6](P20)。改组后的工程局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填平了壕沟，扩建了城内的道路，设置了多条碎石马路。还极具效率地拆毁了天津城的四面城墙，并在城墙的旧址上建设了四条环城马路。城墙的拆毁成为打破天津传统城市空间布局的第一步，而为了满足城市近代化的需要，此后天津华界的城市改造，也在不断地进行城市空间上的重塑。 1902年8月，袁世凯奉命代表清政府接管天津。接管后，按照协定，都统衙门的许多管理措施和行政机构得以保留。在此基础上，袁世凯继续致力改革，其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就表达了这样的决心：“拟趁此变乱之后，将从前各项积习，痛于刷除，务期弊去利兴，庶以仰副圣朝整顿地方至意。”[9](P621)袁世凯的天津改革同样涵盖从政治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改革的努力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天津因此成了“新政权兴之地”，“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咸集于津”[10](P3)。袁世凯依然延续了都统衙门时期对于城市建设的重视。天津于1902年9月设立了新的工程局，主要参与整修道路、疏浚河道、新建桥梁，并管辖田亩的注册、道路路灯安装、街道绿化等。新工程局装备精良，职责明确，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天津自庚子年后在城建机构上的系列改制和人员、设备的引入，为其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提供了政治与技术上的可靠保障。 此外，在袁世凯的改革中，作为其新政的主要内容，大量的新式机构、工厂、学校纷纷设立。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新设的机构多置于老城厢内，但随着空间需求的提升，如工艺总局“限于地势，无可开拓”[11](P684)之类的情形十分常见，天津城发展空间不足的形势严峻起来。 清末天津城的空间困局源于历史形成的城市形态。天津城始筑于明永乐二年(1404)，筑城时仅按卫城的规格修建，清雍正朝城墙大修后，“东西长五百零四丈，计二里八分；南北长三百二十四丈，计一里八分五厘”[1](卷一《舆地·城垣一》，P9)，即天津老城厢面积仅约1.76平方公里。至道光年间，城内共有“一大街、四小街、四衡巷、一百有六铺……共九千九百一十四户”[12](《县城内图说第一》，P435)，已然十分拥挤。天津依水运而兴，因而更靠近河流的东门外和北门外最先得以开发，并迅速形成了商业聚集区，尤其是北门外，“商旅辐辏，屋瓦鳞次，津门外第一繁华区也”[12](《北门外图说第五》，P439)。而与市面鼎沸相对应的是空间利用上的饱和，当时《直报》就曾形容天津城“街道已极狭窄，更兼东洋车、地排车、小推车每日在各街走者络绎不绝，尚遇拥挤，无立足之地”[4]。此外，天津城地势北高南低，城南多是水洼之地，西门外也同样“地稍荒僻，围城多积水”[12](《西门外图说第三》，P437)，加上距作为转运中心的三岔河口颇为偏远，这两片区域虽一直闲置，但却难以利用。这样一来，环顾20世纪初的天津城，老城的四周已无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的空间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