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06-0133-13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意外地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由于租界的存在，欧美列强在这里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文化利益与政治利益，中国历代政府(从晚清、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在这里也有重要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利益。租界的控制者是欧美列强，但租界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中外各种利益在这里相互补充、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甚至相互依存。这使得近代上海城市不光在文化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哪一方面都不占优势①，而且在经济、社会方面也是如此。这种并非主观设计出来的中外利益共同体，对于近代上海城市的诸多方面，对于近代中外关系，乃至对于整个近代中国，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一、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近代上海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关键在于治外法权与租界的存在，在于租界由华洋分处变为华洋混处。 1845年英租界设立时，中英两方面的设计与遵循的原则，都是华洋分处。还在1842年10月，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偕未来上海领事巴富尔从南京来到上海，考察未来居留地的位置，所选地方便是与县城隔开一段距离的外滩一带。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英商所租土地，都集中在那一带。1845年英国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所议定的《上海土地章程》，对于华洋分处有明确规定。章程第十五条规定，租地范围内华民不得自相议租，亦不得再行建房招租华商。第十六条规定，华人可以到英人租地公建市房中进行买卖交易，但不能租房。为了防止外国商人单户租地面积太大，致使租界范围太大，章程特别规定，日后英商租地，每家不得超过十亩，免致先到者地方宽大，后来者地方窄小，如租定后，并不建造可以居住、贮货房屋者，即系违背条约，应由地方官会同管事官查明，将其地基拨给别家租赁。②这些规定具有明显的隔离外商、限制外商的意图③。事实上，华洋分处的原则在租界初期是得到切实遵守的，英、美、法三租界都在县城北面，且面积均不大。 上海租界华洋分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关节点为小刀会起义。1853年9月至1855年2月，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县城被小刀会占领，大批华人涌入租界。至1854年初，租界已有华人两万多人。对此，英国领事、租界当局都持反对态度，因为这违反了当初中外关于居留地的相关条款，而且难民乱搭棚屋，对市政管理、城市卫生，都造成很大麻烦。但是，外国商人欢迎这样的局面，因为大量难民涌入租界，其中的富人带来了可观的资金，穷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这么一来，商业繁荣了，房地产业便大有可为。英租界实行的是富人自治制度，租界重大事项，均由租地人会议决定，并不是英国领事独断。租界外国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赞成华人入住。于是，先前的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居。1854年7月11日，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召开租界租地人大会，通过了《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删除了此前土地章程中有关华洋分处的条款，认可了华洋混处的事实，并决定设立工部局以管理市政，设置巡捕以维持治安。 从法律层面上说，1854年这次土地章程的修订是不合法的。因为，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规定，今后关于章程条款的修改，应由英国管事官与上海地方官“会同酌定”④，而这次章程的修改，却是由外国领事单方面草拟、在租界租地人会议上通过，然后才移文上海道台核明办理的，并没有经过中西会商的程序。但是，当时上海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上海道台吴健彰先是被小刀会起义军拘捕，后被释放，此刻正忙于镇压小刀会起义，忙于通过海关收税，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提供经费效力，对于修订后土地章程除了照办，别无选择。 华洋混处与华洋分处，一字之差，但是就租界影响而言，则有天壤之别。混处，使得华洋各种利益具体而微地混杂、夹缠、融合在一起，难分难解，势必促成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而分处则不然。近代中国有26个租界，有些是华洋分处，如广州沙面租界设在珠江中的一个半岛上，与外界区隔得很清楚，禁止华人居住；九江英租界则在四周修筑了高高的围墙，设四座大栅门，朝启夜闭，禁止界外华人往来。这两个租界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就远不能与上海租界相提并论。 小刀会起义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对租界发展影响深远的事件，即中国军队被禁止通过或驻扎租界。1854年4月4日，英美驻沪海军，会同租界内主要由商人组成的义勇军，为了阻止前来镇压小刀会的清军借道和驻扎租界，与清军在泥城浜一带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小、时间很短的战斗。清军惨败，死50余人，英美联队死5人，伤13人。⑤这就是所谓的“泥滩之战”。英美联队对于清军的战斗，得到了小刀会的配合。正值清军与英美联队战斗时，城里的小刀会将士冲出西门，凭借一个个人工掩体，向清兵营垒进攻。清军不得不分兵抗击。英美联队乘机加强攻势，猛烈炮击。清军腹背受敌，纷纷逃窜，遂致惨败。一位在场的美国人认为，“在我个人看来，叛军的意外合作，对清军发动了殊死进攻，多亏于此，我们才轻易得胜；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结局将会是一场灾难。”⑥这次战斗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自此以后，中国军队被禁止进入租界，军人不能持械进入租界，中国警察也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于是，中国在租界的防务权、警务权都被剥夺了。 华洋混处局面的出现，工部局、巡捕房的设立，中国军队被禁止通过或驻扎租界，加上稍后出现的会审公廨，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租界成为中国政权难以管辖的“国中之国”。 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第一次凸显在世人面前，是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上海中外力量联手抵抗太平军。1860年6月至1862年6月，太平军在攻克苏州、杭州等江浙重要城市以后，先后三次进攻上海，均被击退。租界自1854年实行华洋杂处以后，华人便成为租界居民主体，华人绅商在租界人数日多，利益日大。至于租界的洋商，其商业伙伴本来就多为华商，彼此有许多共同利益。租界西人与华界亦有多方面联系，单传教士在华界所设的教堂便有多座。基于在上海城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外国殖民主义者与华人官僚绅商结成了反对太平军的联盟。1862年1月，他们联合成立中外会防局，正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太平军，英法等国驻沪领事、驻沪军队司令，上海道台吴煦，著名绅商应宝时、吴云、潘曾玮、顾文彬等均参与其事，乃至合署议事。会防范围包括租界与上海城厢内外，其中法租界、上海县城和董家渡地区，由法军防守；英租界及县城北门及附近城墙，由英军防守；英法租界治安，由租界内各自义勇队和巡捕维持；城内治安由上海道台负责。美国冒险家华尔组织的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是外国出人、出武器，上海官绅出钱。正是在中外力量联手抗击下，太平军进攻上海才最终遭致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