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3-0032-06 在传统观念中，大多数人认为马克思未能深入阐述空间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亚指出：“社会行为的空间偶然性被简单地论述为虚妄的意识和拜物教化。在马克思那里从未有过有效的唯物主义阐释。”[1]192这种分析得到广泛的认同。大卫·哈维也认为：“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虽然经常接受位置和空间的重要性，但是地理变迁却不被视为具有‘必要的复杂性’的元素，而被排除在研究的核心之外。他没有建立起一种系统性和地理空间意识的分析方法。”[2]143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马克思对空间认识存在“空场”的观点不胫而走。事实上，马克思对空间正义的研究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对正义概念进行重构，评析与空间正义有关联的历史话题，进而提炼了分析空间正义的四个维度，即生产空间正义、分配空间正义、权力空间正义和价值空间正义，提出了全新的空间意识和空间发展理念。 一、生产空间正义 马克思对生产空间正义的研究不是一整套完整的宏大叙事，而体现为正义的“在场”。研究马克思生产空间正义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给正义理论找到有关空间问题的直接论证基础。事实上，马克思对正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视域、有力的批判武器和辩证的分析方法。正如马克思并未撰写过任何空间问题的著作，却极大地影响着空间正义的研究一样。[3]38马克思的生产空间正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切入点，以资本主义空间变迁为基本视域，构建了生产空间正义的完整论述。 马克思的研究始终聚焦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如何将劳动力结合到生产过程这两个核心问题。生产方式改变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主宰着时代的改变和空间生产的变迁轨迹。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组织、财产关系、技术和阶级关系，这些元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长期形塑作用下逐渐形成模式化的观念。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注意到了生产方式的独特作用，认为“生产方式是可以表达社会整体的理论对象，它表达了一种功能化的发展结构，本身既不是形式的也不是静态的，这样一种结构本身隐含着(社会)矛盾的(经济)原则，它忍受着作为一种结构的解构必要性，或其自身的解构化”[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表达了对生产正义的看法：“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5]379马克思关注到了生产方式对正义问题的重要意义，并以生产方式作为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尺，力图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独特性进行生产方式的系统化分析。他试图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资本积累的作用、经济危机发生的成因和克服机制，为资本主义空间面貌的改变寻找解释的框架，进而对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进行抨击。马克思将自己置于政治经济学家的反面，政治经济学家仅仅分析市场的表面现象，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与永恒的过程，在市场背后并不存在更为基本的经济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市场仅仅是资本主义空间策略的一部分，生产方式才是主宰空间形态变迁的最终力量。同时，马克思对空间问题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认识论上。他对生产空间正义陈述的核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制度有关，而与量化的经济结果并无直接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试图按照资本的逻辑确定空间的角色和地位，将空间生产纳入现代经济学的精神之中，马克思试图剥离这种思考方式，用一种通俗的经济结构理论简化复杂多变的空间生产，分析空间生产的非正义。 马克思对生产空间正义的探讨，没有局限于19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空间实践，他力图构建一种广视角的历史逻辑，以最大化的方式解释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式，关注人类空间生产的“一般”。资本主义空间中充斥着各种不平等，地理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常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空间重构作用实现了对边缘地区和国家的剥削，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变革。马克思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讨了空间生产的非正义。宏观分析中，马克思抓住了资本的全球扩张这个核心问题，认为在空间资本化的巨大引力下，资本运行的空间逐渐扩大，开始从城市内部蔓延到不同地区，最终扩张到了全球范围，导致了全球空间生产的失衡。“一方面资本需要摧毁常规的交往，即铲除空间的限制，将整个地球作为其掠夺的市场；另一方面，它不断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是发展，流通的地域越是广阔，构成资本空间流通的市场越大，资本也就更加强调在空间上扩大势力范围，以此来控制更多的地区，并用时空修复的方法消灭更大的空间，用时间填补空间的裂痕。”[6]33资本无止境的积累过程使空间中的各种矛盾不断堆积和加深，空间压迫和控制使全球空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断裂，空间的差异逐渐被同质性所代替，结果是使“乡村从属于城市”“工人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欠发达地区从属于发达地区”“东方世界从属于西方世界”。在微观的分析中，马克思注意到了城乡空间二元对立和房地产开发对城市进程的影响。城乡空间发展的矛盾使乡村屈从于城市，同时造就了阶级关系与身份的对立和利益的隔阂。而城市空间中的住宅问题反映了城市贫困和生活空间的对立与隔离，不同的阶级在共同体空间上出现了对立。 从实现空间生产正义的角度看，马克思认为空间正义应当平衡自然环境与人造空间、全球空间和区域空间之间的利益关系，消解空间分隔和利益分化，使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打破不平等的空间等级体系，促进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平等与互利发展，实现空间生产的合理布局和公平正义。 二、分配空间正义 分配空间正义的构建需要逻辑与历史的互动，也表现为理论与问题的互生。分配空间正义既是空间资本化的扩张需要，又是空间生产与分配现实驱动的必然结果，对分配空间正义进行梳理与理论化，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熟的清晰脉络。 马克思关于正义的第一次论述，出现在他针对《哥达纲领》的评论中，在《资本论》中他再次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主张，即我们在特定时期正确地判断为正义或不正义的东西，是跟当时的经济关系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正义源于经济关系并受其制约，这是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最直接表述。马克思认为，分配空间正义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紧密联系，空间分配非正义最重要的表现是“用现代化的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的城市”[7]68。马克思对空间分配正义的研究以空间资本化作为批判的起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分配非正义进行阐述，表达空间分配正义的基本理念。马克思认为，空间分配正义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紧密联系。空间资本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用现代化的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的城市”[6]68。城市空间成为资本赖以生存的基础，城市化成为资本疯狂掠夺的前提，空间呈现的各种景象都应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根源。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资本的盲目扩张也给空间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空间不断对现代城市与人类的日常生活进行重组和再定位。为了延续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保持空间不断扩张的态势，空间被同时赋予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双重特征，成为资本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资本生产的物理空间。资产阶级通过地理扩张再生产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按照资本发展的需要和逻辑被复制。空间资本化的结果之一是牺牲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空间间接成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增强了资本的控制和剥削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