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12 在当代政治哲学走向复兴而逐渐成为显学的过程中，罗尔斯的《正义论》起了“轴心式的转折点”①作用。但在根本意义上，以《正义论》为标志的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不过是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种“主观主义”的复兴，而要想真正把当代政治哲学所追求和建构的正义“理想”落到实处，还必须回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剖析和解构“资本逻辑”这一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构以及经济体系的根本矛盾的自我运动中，实现当代政治哲学的“客观主义”转向。 一、当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与复兴 作为爱智慧的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以来，发展到苏格拉底，开始从追问自然转向关注城邦事务和人的幸福。如此一来，哲学也就变成了“政治哲学”。这时的政治哲学被称为古典政治哲学，它是一种“德性政治”学说，主要关心和注重的是人之德性及其普遍价值对城邦和人的幸福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力图从超越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的“道德观念世界”来为“世俗世界”立法。西方哲学经过中世纪“信仰的时代”、17世纪“理性的时代”、18世纪“启蒙的时代”和19世纪“思想体系的时代”，发展到20世纪变成了“分析的时代”，政治哲学越来越被边缘化，逐渐失去了其“哲学王”的荣耀和地位，在一片“拒斥形而上学”的呐喊声中，以致陷入危机，甚至走向“死亡”。 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在当代西方国家，有两股公认的权威力量导致了政治哲学的危机。一是实证主义。在实证主义看来，一切有关价值的断言都不过是纯粹主观性的论断，都不能认为是有效的，而只有现代自然科学所定义的“科学知识”才是真正有效的知识。也就是说，政治哲学由于只关注道德规范问题，因此在学术界被视为一种“不科学的活动”，由此导致政治哲学越来越远离人们逻辑的和分析的学术视野。正是由于这种“科学化”进程的冲击，导致所谓政治哲学的危机或“死亡”。二是历史主义。在历史主义看来，由于实践的诸最高原则(即一般所说的“价值”)与理论的诸最高原则(即通常所说的“范畴”)不可分离，再加上由种种范畴和价值构成的“体系”是历史性的或可变的——没有唯一正确的范畴和价值体系，所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最终是站不住脚的。上述两股力量在西方最为强大，并且都与政治哲学水火不容。②在此意义上，作为追求和建构最好的政制和实现幸福生活的政治哲学，由于其根深蒂固的先验性和思辨性，既被驱逐出了科学领域——不能被证实，也被驱逐出了历史领域——不能被证伪，变得无家可归了。 可以说，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根本上追寻的是建构最好的政治秩序或最好的政制。也就是说，政治哲学着眼的不是人们“事实上”如何生活，而是从先验领域出发来规范和引导人们“应当”如何生活。而最好的政制和最好的生活都依赖于普遍的德性，所以古典政治哲学根本上是一种“德性政治”学说，也即一种康德意义上的为人的幸福生活的“道德奠基”。而这一德性政治哲学传统，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已经发展到了其顶峰。进入20世纪，随着“分析的时代”的到来，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大行其道，政治哲学也从“先验”(思辨)转向“经验”(实证)，它的理论基础不再是以德性为根基的自然权利，而变成了实证化和技术化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由此，古典的“德性政治”逐渐转变为现代的“技术政治”：政治生活之正当性并不受制于德性，而受制于技术；德性仅仅被理解为为了国家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即国家为了德性而存在。因此，古典政治哲学的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都还原成了技术问题。③也就是说，在分析哲学这里，凡是能够依靠技术解决的问题，道德都靠边站了。在此基础上，在分析哲学的技术化视野中，以德性为根基的古典政治哲学就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可能性，政治哲学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 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终于在一片“万马齐喑”中迎来了“柳暗花明”。以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为标志，政治哲学终于突破了分析哲学的“一统天下”重新兴起，并逐渐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和显学。一方面，《正义论》使人们意识到，可以无须使用科学分析方法来讨论实质性的哲学问题，从而直接导致分析哲学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它提出的正义理论引起了巨大反响和深入探讨，从而激发了当代政治哲学的重新崛起。④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正义论》的出版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正因如此，甚至批评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哈贝马斯也对《正义论》的重要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它是实践哲学史上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标志着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但笔者认为，这一复兴实际上并不是对政治哲学的实质性和革命性推进，而是推动政治哲学重新从“经验”回归“先验”、从“技术”回归“德性”——一种“追寻德性”的先验的“主观主义”回归。 二、《正义论》：政治哲学的“主观主义”表达 在当今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以罗尔斯《正义论》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它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摆脱危机而走向复兴，以致出现了今天所谓的“哲学的政治转向”⑤。对此，作为罗尔斯正义理论激烈反对者的诺奇克也不得不承认：当代的政治哲学家们要么必须在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框架内展开工作，要么必须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这样做的理由。⑥由此可见，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政治哲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并不在于人们对其正义理论和正义设计都表示认同，而在于后来的政治哲学家正是在反对或批评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才确立了自己的相关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