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8)03-0009-11 一、如何图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哲学转向”?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利·安德森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走出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退回到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形态与哲学来源而开始其思想航程的，或者说是用“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资源来激活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性的[1](P65、69)，那么，1960-1970年代之后西方左派的问题与出路则是要重新回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当下”客观现实，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也就是回到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形态，重建马克思主义[2](P16-17)。大名鼎鼎的美国左派文论大王弗里德利希·詹姆逊，创造性地挪用他的这位英国好友的观点。他在一篇纪念与反省1960年代辉煌历史及其失败命运的文章中曾意味深长地说，1980年代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在经历了长期危机之后，似乎时来运转、“返老还童”了。在此“后革命”的语境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倒“再度变得真实起来了”[3](P394-395)。这正是“处于危机”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出路所在。 但一个令人不能回避的现实趋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衰落以及之后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现象的政治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对此，史学出身的佩里·安德森根据英国与欧洲的经验，大笔如椽地作了一个著名的“三分天下”的图绘：政治学属于右翼(如奥克肖特、卡尔·施米特、列奥·施特劳斯与哈耶克)，哲学研究属于中派(如罗尔斯、哈贝马斯与博比奥)，而历史与文化研究则属于左派(如汤普逊、廷帕纳罗、霍布斯鲍姆与詹姆逊)[4](P4-6)。詹姆逊则于《文化转向》一处不起眼地方[5](P93-94)，不无讽刺地说，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对马克思宏大叙事逻辑的疑虑，那么，今天政治哲学从原来的默默无闻的地位一跃而起变为显学，这实在是出于对马克思的禁忌与对社会主义失败的一种理论报复。正是在对马克思的新的禁忌所留出的真空中，才出现了所谓“政治哲学的自身回归”。政治科学在马克思那个年代从来就没有风光过一次，因为它本来就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理论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经验化的卑微的一部分。但今天我们却以为仿佛通过回到马基雅维里、洛克、孟德斯鸠就可以拨云见日、挽救整个世界似的。正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历史记忆混乱(“历史终结论”)，才导致人们求助于经典的政治哲学。这也正应了朗西埃所说的，“政治的回归”其实掩盖了“政治的终结”或者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现实，因而所谓的“政治哲学转向”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过程。 无独有偶，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阿罕默德以文论家的身份在《理论的内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看法：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功地瓦解了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阵营，导致左派理论的迷失与危机，所以出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本身批判、瓦解的逆转，这就是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隐性的政治哲学与文化研究，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失落之后的空白——仅仅“在理论内部”空谈现实的文化与政治危机[6](P33-34)。这一观点与伊格尔顿所谓的“理论之后”的说法有些相似：“马克思主义显得多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了本质；马克思主义不再受到青睐，是因为资本主义比以往更加彻底。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叙述了危机是如何发生与结束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自己的观点来看，使得它显得多余的，恰恰证实了它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没被赶下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革了自己，使得社会主义的批评成为多此一举。”[7](P43-44)消费取代生产，形象取代现实，媒体取代工厂……形象与现实、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谎言、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文化与经济、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政治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差别都不存在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与政治哲学或“文化的政治学”才一度时尚起来[7](P45-46)。 同为英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则颇不以为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马克思仍然属于21世纪的思想家。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只是宣布某种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却为马克思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当全球资本主义正在经历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动荡和危机时，马克思不可能退出公众的视野。另一方面，21世纪的马克思几乎必然不同于20世纪的马克思。”[8](P5-6)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再是传统的回归，而必须结合新的反全球化的力量。社会主义既具有民族地方性的基础，更具有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统治的普遍主义的高度与理想。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文化多样性这些反抗全球化抽象片面性统治的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现实存在基础与群众主体；但如果这些潜在的局部的反全球化的革命力量没有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为指导，就会失去宏观的进步方向。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所能看到的最为正统而正确的观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被什么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与政治哲学所取代，而仍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