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生态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普遍化、纵深化的趋势，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哲学，早已将生态问题纳入自身视阈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之所以能够时刻保持生命力和阐释力，从来都不是因为其故步自封在书斋之中，而是因为它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与时代特征和现实关切紧密结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冠以“生态”之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就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响应时代需要应运而生。 一、历史唯物主义有无生态维度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社会运动，其中包括以生态问题为关切的生态运动。生态问题的加剧和生态运动的高涨，引起了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由此诞生了在危机中探寻出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二者之间的关联之前，必须对这种建构的合法性提出证明。也就是说，现实的生态问题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域内，作为马克思主义之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与生态相容，对于这一理论构建前提的判断也在逻辑上影响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生态重构的路径。关于这个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存在绿色思想，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与生态相对立的，它不仅不能解释生态问题的成因，相反会导致生态问题的产生；另一派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丰富的绿色思想，其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与生态内在融合的，不仅能够有效地分析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而且能为其解决指明出路。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所有旧唯物主义的本质所在。落脚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和批判，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的，它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是以自然为前提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过程分析为基础和前提的，其理论旨向是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换句话说，唯物主义自然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设想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是密不可分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理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超越之前历史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态阐释的关键所在。但是，生态批判者们将这三者相分裂，割裂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性，以此来制造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不在场，其论证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归之于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却将其错误地理解为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否认自然对人的约束和限制。生态中心主义者和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之于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其强调工具理性、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一方面使人成为单向度的、自我奴役的人，深受消费主义、生产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加剧人与自然之间对立，忽视人类存在的自然本质和人类生产的自然特征，而只顾自身消费欲望的满足，无视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批判者将旨在实现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归之于人类中心主义，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等同于狭隘的人类至上，认为其为了人类的发展可以否定自然对于人类的限制。约翰·克拉克指出，马克思希望结束自然和历史的对立，承认现象的目的论本质，强调发展、内在关系和有机整体的辩证法等观点。他的确指向了生态辩证法道路，但是马克思在实现解放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对自然的工具主义视角和技术控制观点，却未能摆脱非生态的二元论。[1]在他们看来，人类从自然之中独立出来并投入到物质资料生产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关系就彻底转变为对立关系，并且这种对立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理论上的统一性在遭遇社会和人类解放这一现实问题时败下阵来。这种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正如格伦德曼所作的音乐家比喻，试图说明人类对自然始终是处于支配地位，问题不在于是否支配自然，而在于人类支配自然的方式，而这是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相关的。[2] 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将劳动价值论作为批判对象，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忽视自然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探索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时，只强调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去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忽视了对自然维度的分析，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生态问题出现空场。莱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走向崩溃及其生产力自我毁灭式发展的结果。它还可以归咎于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盲点……它并没有将被定义为生产潜能的自然力融入其社会劳动理论。”[3](P131-132)在生态批判者看来，马克思未将自然融入社会劳动理论突出表现在劳动价值理论中，即商品的价值是由抽象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这种衡量方法排除了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条件对于价值形成的作用。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未赋予自然资源以内在价值”，“自然资源的机会成本”未被纳入价值之中，资本可以随意地支配生产条件，只要它有利于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不会加入所生产商品的总体价值中。[4](P69)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忽视甚至贬低了自然在生产和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不仅造成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问题阐释的理论空场，而且引起资本任意地支配和掠夺自然。这种片面的批评很明显忽视了马克思对自然和外在世界之于商品使用价值作用的论述。马克思清晰地论述过：“劳动并不是它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5](P103)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与作为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之间必然联系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