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内部文件中，20世纪30年代所有国际军事援助行动均以秘密代号形式存在：援助西班牙的军事行动代号为“X行动”，援助中国的军事行动代号为“Z行动”①。 “Z行动”的具体内容包括苏联对华武器援助、对华军事技术援助、派遣军事顾问、挑选和派遣空军志愿队等系列行动。1937年9月26日，国防人民委员会炮兵委员拔也夫(И.П.Баринов)等请求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批准：由红军总参谋部侦察局的人员仿照“X局”临时成立“Z局”，最初编制5人，委以如下重任：(1)协调和办理所有派遣人员的手续；(2)核算和监管派遣物资；(3)通过使馆武官监管所有参与“Z”行动的派遣人员；(4)照顾派遣人员的家人；(5)接待“Z”行动回归人员②。随后，国防人民委员又命令，由红军总参谋部和侦察局联合组成红军总参谋部第11局，负责掌管“Z行动”。1939年1月31日，国防人民委员根据“Z行动”职能的变化，决定将该局人员编制扩展至45人，分为五个部门：作战部、运输部、政治部、人事部和财务部等，担负选拔和派遣援华志愿人员、组织和实施运华军事物资、总结作战经验和在战斗中运用军事技术手段的经验等等。自1939年3月始，该局的职能再次扩展，人员编制也扩充至99人。该编制的“Z局”一直延续到1940年7月。此后，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该局职能再次归属红军总参谋部侦察局③。不过，无论“Z局”的职能和编制如何变化，苏联空军志愿队都是“Z行动”的核心。基于苏联政府对空军志愿队问题进行政治、军事和新闻层面的全方位保密，加上史料发现与利用存在局限，以致苏联空军志愿队问题一直被层层迷雾笼罩。八十年来，无论一般民众，还是史学工作者，都未能了解苏联空军志愿队问题的真相。本文立足于中俄文档案资料，触及几个与苏联空军志愿队相关的历史问题，以期还原历史真相。 一 苏联政治大清洗直接影响苏联志愿队员的选拔与更换 众所周知，1937-1938年正值苏联国内政治大清洗如火如荼之际④。这种涉及苏联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运动自然会对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的行动产生影响。不过，苏联空军志愿队入华直接参战是苏联在远东地区实践其最低战略目标——让中国成为拖住日军的泥潭——的关键步骤，政治大清洗也一样要服从于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因此，政治大清洗没有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的阻碍，但对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选拔、更换工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援华物资转运过程中的飞机失事是政治大清洗影响及于空军志愿队选拔和更换的契机。 1937年9月26日，苏联空军从第16、17、18战略轰炸机部队挑选出志愿者组建了基达林斯基СБ轰炸机志愿大队。其中有几位志愿飞行员未能通过政审，机组领导就让飞行员扎哈罗夫、列夫布尔德、切尔诺巴耶夫等替代。10月20～21日，基达林斯基СБ轰炸机大队第一批两个机组自阿拉木图开始转运中国，在中国新疆境内几个机场相继出现飞机失事。11月11日，斯大林对杨杰说：苏联飞机在飞往中国的途中，已有20余架飞机失事⑤。11月21日，2架И-16从石河飞往古城，就有1架失事⑥。12月16日苏联空军转运指挥机构的报告也显示，当时转运中国的20架СБ飞机中有9架、46架И-16飞机中有17架因各类原因失事损坏⑦。飞机在转运过程中的频频失事，在苏联高层引起了剧烈且十分消极的反响。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在收到基达林斯基轰炸机大队失事报告后，于10月22日下午5：30致密电于乌鲁木齐苏联援华军事物资转运指挥员扎列夫斯基，提出了三点要求：(1)立即仔细研究和调查失事的真正原因；(2)尽快完成调查结论报告并提出建议；(3)采取一切措施预防事故的再发生⑧。其实，转运过程中飞机失事的主要原因很清楚，主要是气候等自然条件的恶劣、沿途中国机场及航空设施的简陋，以及当时飞机尚未使用无线电通信技术等，与飞行员本身的技术素质并无必然联系，更谈不上飞行员有何主观故意⑨。关键在于，此时苏联政治大清洗正如火如荼，飞机失事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了。11月10日，少校阿格耶夫报告阿尔克斯尼斯：“有理由认为：敌人已经把手伸到选拔工作中了，飞行技术不过硬的人混进来不是偶然的，需要侦查。”⑩对于阿格耶夫的看法，阿尔克斯尼斯不但采取了认同的态度，且进一步上纲上线。他在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中写道：“事情已经很清楚，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敌人伪装的故意的犯罪行动，这些敌人包括图波利夫、马尔戈林、别连科夫、图哈切夫斯基、拉夫罗夫一伙。”(11)如果说阿格耶夫的报告只是将飞机失事的关键原因误导为飞行员技术素质因素的话，那么阿尔克斯尼斯则直接用株连的方式将飞机失事与苏联军队内部的“人民敌人”联系起来，充分展示了政治大清洗的“莫须有”特色。随后，阿尔克斯尼斯自己就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并于1938年7月29日被判处死刑。 在扎列夫斯基自乌鲁木齐发给空军司令部的电报和阿尔克斯尼斯从阿拉木图发给国防人民委员的电报送达伏罗希洛夫之前，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有关(基达林斯基轰炸机大队)“失事者”的组织结论就已经预先作出了。伏罗希洛夫批示：“把(经过挑选的)Z行动相关人员尤其是飞行员的详细情况汇报”，“把失事者遣回，并让派遣他们的人来见我”(12)。随后，阿尔克斯尼斯和空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旅政委科利佐夫向国防人民委员解释第一特种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军政委格利别尔格推荐扎哈罗夫、切尔诺巴耶夫作为Z行动飞行员的理由。同时，格利别尔格也向阿尔克斯尼斯解释：“根据如下理由，我挑选了上述四位飞行员：(1)参加Z行动的大队长基达林斯基大尉和飞行教官诺沃德拉诺夫上尉的正面推荐；(2)扎哈罗夫和切尔诺巴耶夫比另外93位被挑选出来的飞行员都要优秀，在飞СБ之前，他们就拥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并且，他们拥有不错的专业教育背景：“1935年，扎哈罗夫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第二飞行员学校。1932年，切尔诺巴耶夫毕业于民航飞行学校，1933年毕业于第一军事飞行学校”，尤其是“他们两人政治上绝无疑问”(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