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8)03-0121-14 如果说20世纪初的美国的确发生过一场旨在变革社会的“进步主义运动”，①则罗伯特·M·拉福莱特(Robert M.La Follette)无疑是这场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20世纪初，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与“机器”和“大佬”们的殊死斗争，不仅为同时代人所称道，在后世更是被演绎成传奇。他的改革模式被总结为“威斯康星理念”，传遍全美，乃至名扬海外。1906年后，拉福莱特又将他在威州的改革经验带到国会，很快成为参议院中反托拉斯、劳工、反战等问题的意见领袖，他丰沛的政治热情和雄辩的演说风格，为他赢得了“斗士鲍勃”的称号。1957年，参议院由约翰·F·肯尼迪领衔的一个委员会，更是将拉福莱特尊为建国以来最杰出的五名参议员之一。② 作为改革者，拉福莱特的事迹闪亮耀眼，但这却并非故事的全部。实际上，从拉福莱特在威州发动改革之日始，一直到他在参议院长期任职，质疑、谴责乃至咒骂的声音从未断绝。在对他的诸多质疑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最富于吊诡意味的是：拉福莱特虽以“改革派”形象知名于世，但他同时竟是一个把控着“政治机器”的、不折不扣的“大佬”！初看之下，这样的指控不免被理解为政敌的恶语中伤，然而事实却并非那般简单。重新审视史实，细考拉福莱特作为“大佬”的形象，探究是否存在所谓的“拉福莱特机器”，可以一觑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某种令人费解的面相。 一、“大佬”拉福莱特？ 简言之，“大佬”是对19世纪美国政党组织中的核心领导者的称谓。“大佬”常与“机器”一词同时出现，而“机器”则是对19世纪下半叶美国业已腐化的政党组织的一种带有贬抑色彩的比喻说法。③自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于1830年代对民主党的组织系统进行改革后，“分赃制”、“轮换制”、“惠利体制”等原则便作为民主党的活动准则被确立下来，使得该党在社会动员、选举组织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成为当时世界上几乎最具现代色彩的政党。民主党的经验很快为辉格党和后来成立的共和党所吸收，于是美国两大党的政治组织能力进入了一个空前发达的时期。范·布伦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在全国政党下面建立起一个等级化的地方“党组织”体系。这个体系为大量地方政客创造了政治机遇，他们在地方上积累起政治资本，再与上级党组织进行利益交换，使自己成全国党组织在地方上独当一面的代理人。内战后，该体系中的地方党组织开始发展成为一种私人化的“政治机器”，而把控当地党组织的政客则被称为“大佬”。④ “机器”和“大佬”在全国的分布，大体和政党组织的全国体系是相吻合的，小到选区、城市选区，大到城市和州，都可能是“机器”盘踞的所在。比如，1870年代初，纽约市的民主党党组织在政客威廉·M·特维德(William M.Tweed)的把持下，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政党机器”——“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与此同时，在整个纽约州政坛占据上风的共和党，则拥有一个州“机器”，其“大佬”是国会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到了1890年代，除纽约以外，费城、匹兹堡等城市也都具有了“集中化的党组织”。而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州则存在着州级“机器”。⑤“机器”的繁盛很早就被一些社会改革家视为美国政治腐败的一个渊源。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Edwin Lawrence Godkin)、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为代表的一批“中立派”(mugwumps)改革家，便对“机器”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⑥但直到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期间，“大佬统治”的现象才从制度上得到纠正。 罗伯特·M·拉福莱特向来被认为是向“机器”的统治发起挑战的重要改革者之一。最早让拉福莱特的这一名声传遍全国的是著名“揭黑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1904年第10期《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的一篇文章中，斯蒂芬斯把拉福莱特描绘成一名致力于肃清州中腐败的“改革者”，称拉福莱特秉持着这样一种民主观念：“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应当代表人民，而非腐败的特殊利益。”在斯蒂芬斯看来，拉福莱特改革后的威州，已成为“一个由人民恢复了代表制政府的州”。⑦拉福莱特本人在他1913年出版的自传中声称，他一直以领导人民“推翻‘大佬’对政府的把控”为目标。⑧他的最早的一批传记作者也把他描述为一名“改革者”或“进步派”，不论是在威斯康星州还是在国会，都孜孜不倦地推动着监管铁路、打击垄断企业、开征所得税等重要的改革。⑨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的改革，尤其被认为是一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针对“大佬”和“机器”所作的斗争。⑩ 自拉福莱特1925年去世以来，历史研究者对他的正面评价具有相当的连贯性。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甚至认为，与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威廉·J·布赖恩这些公认的进步主义领袖比起来，拉福莱特才是更坚定的改革者。(11)拉福莱特不仅被视为最激进的“进步派”，也被看作“新政”的先驱，他在1924年总统竞选中的政治纲领，被认为最好地衔接了“进步主义运动”和“新政”，其中大部分都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期通过立法得到了实现。(12)拉福莱特还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在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继续在威州政坛发挥关键作用。他们是罗斯福“新政”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领导下的威州“进步党”直到1940年代仍是执政党。(13)拉福莱特最具创造性、也最广为人知的遗产，无疑是“威斯康星理念”。该理念的精髓是将大学和政府联系起来，或者说把“土地、商店和研讨班”结合在一起，调动全州的力量为全州人民服务。这一理念不仅让威州在当时成了“民主的实验室”，也对后世在政治和智识领域之间搭建联系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思路。(14)尽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修正史学的影响，学者们对拉福莱特作为改革者的形象有过反思甚至质疑，但并未成为主流。1990年代以后，随着对“进步主义”民主特性的再发现，拉福莱特继续作为一位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改革者被加以推崇和赞颂。(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