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

      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7)04-0167-10

      法国考古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6-1908年在中国西北地区考察，于1908年2-5月在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考古，成为继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之后第二个大规模盗劫藏经洞文物的欧洲人。伯希和结束考察、返回法属印度支那后，又于1909年5月21日从河内北上，经上海、江宁(南京)等地到达北京。伯希和逗留北京期间，与数十位中国政、学界人士有过交往，直接导致中国“敦煌学”的起源，因而使他的这次北京之行备受学术界关注。但由于史料缺失，现存记录中又多有自相矛盾、模糊不清之处，致使学术界在探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和主要活动时，长期以来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有鉴于此，笔者曾于2011年发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①于2012年发表《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版本问题研究》，②于2014年发表《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者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③(《清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的史料价值——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④)，斗胆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近期，随着一批晚清史料陆续刊布，与本课题有关的新资料也偶然浮出水面。这些新资料在确证已有结论方面固然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引发一些新问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再撰此文，对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相关问题重新加以讨论，重点围绕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文中不妥之处，万望方家教正！

      常驻北京的日本汉籍书店“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救堂，1879-1951)，是最早公开报道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人。在1909年11月1日发行的《燕尘》杂志第2年第11号(总第23期)上，田中氏以“救堂生”为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的文章，记录了伯希和在北京的活动。田中氏此文的最后一段中，记录了北京学者公宴伯希和的主要内容：

      在北京读书人的主办下，9月4日在大饭店(グランドホテル)为伯希和氏开了一个欢迎会。当天的出席者是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还有另外十余人，可谓一时间名流汇萃的盛会。罗叔言氏因小疾缺席，是一件遗憾的事。恽学士站起来向伯希和氏举杯敬酒，对于热心求学的伯氏之天聪厚惠表示羡望。伯氏则谦逊答辞道：自己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受国家派遣而来的，能获得宝物，那只是偶然的事情；现在搜集品虽然已归法国政府所有，但学问是世界共通的，因此如有摄影誊写等方面的希望，一定答应。⑤

      田中庆太郎的这段文字，提供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的相关主要信息。关于公宴的主办者，田中氏记录为“北京读书人”，可理解为“北京学界”。关于公宴地点，田中氏记录为“ゲテンドホテル”，系法语Grand 的日语音译，意译“大饭店”。该饭店的法语全名为Grand des Wagons-Lits，直译“卧铺车厢公司大饭店”，即中国人一般俗称的“六国饭店”。

      关于公宴的参加者，田中庆太郎只直接记录下一部分人的姓氏、名号或官衔等，包括“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等9人。“宝侍郎”指时任学部右侍郎的宝熙(瑞臣，1868-1931)，“刘少卿”指时任大理院少卿的刘若曾(仲鲁，1861-1929)，“徐祭酒”指时任学部国子丞的徐坊(梧生，1864-1916)，“柯经科监督”指时任京师大学堂经科代理总监督兼典礼院学士的柯劭忞(凤荪，1850-1933)，“恽学士”指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国史馆总纂的恽毓鼎(薇孙，1863-1918)，“江参事”指时任学部参事官的江瀚(叔海，1857-1935)，“吴寅臣”指时任内阁中书的吴昌绶(寅臣，1868-1924)，“蒋伯斧”即时任学部咨议官兼京师大学堂音韵教习的蒋黼(伯斧，1866-1911)，“董比部”指时任刑部主事的董康(授经，1867-1947)。田中氏罗列的上述9人之外，至少还应加上主宾伯希和与记录者田中氏本人。田中氏虽未在文中明言他是否参加了公宴，但鉴于公宴之性质，田中氏记录公宴过程之详细，可判定他参加了公宴。这样，田中文直接或间接地留下了11位公宴参加者的确切身份。

      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的“当天的出席者是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还有另外十余人”一句话，笔者过去的译本中有误解。刊载田中文的《燕尘》杂志，是清末北京的日侨团体“北京燕尘会”主办的一份小杂志，发行量本不大。又因1923年日本关东大震灾、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战后即便是在日本也很难觅其原件。⑥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一》文中提供了田中文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其中将这句话译为“当日出席者有：宝侍郎……及其他十数人”。⑦神田喜一郎(1897-1984)著《敦煌学五十年》一书中收录了田中文，该书的高野雪、初晓波、高野哲次中译本中提供了田中文的第二个完整中译本，将这句话译为“当天的出席者包括宝侍郎……等其他数十人”。⑧笔者昔任日本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期间，有幸于1991年在东洋文库书库中翻检到《燕尘》杂志第2年第11号的原件，但匆忙间抄录、翻译田中文时，将这句话译为“那一天到席的人中，有宝侍郎……等十余名”。⑨最近因研究需要核对原文时，确定施译本最接近原意，笔者拙译和高野雪等译本都不准确。田中文直接、间接记录了11位公宴参加者，再加上“另外十余人”，可推断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主、宾参加者共有2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