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3-0131-07 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深远影响。这场战争中，清政府起初主要向俄、英等欧洲列强寻求调停，但均无结果，直到后来美国答应出面斡旋时，才得以与日本议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是美国操控议和的积极倡导者和中日议和中最为重要的中间人，还是美国国务卿制定和执行美国对中日甲午战争政策中最为信赖和倚重的人，同时又深得总理衙门大臣们的信赖，这使他在中日议和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尚未有以田贝的外交斡旋为中心来探讨美国与甲午战争的①。鉴于此，本文主要依据美国外交档案及相关中文史料，系统地梳理田贝在甲午中日议和时的外交斡旋，并揭示美国政策的实质。 一 策动美国调停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美国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和朝鲜市场，一直奉行纵容日本侵略的政策，拒绝参与调停，直到1894年11月初才转而接受清政府的请求，积极为中日议和斡旋，并最终促成了议和。美国政策的这一转变，与其驻华公使田贝的返回北京密切相关，是他积极策动的结果。 田贝在战前请假回了美国，1894年10月29日才返回任所[1]382，458。他的回归并非偶然，而是肩负着为美国调整远东政策提供建议的重要使命。他是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Gresham)的故友，又是在美国国务院和驻远东外交使节中国务卿制定远东政策时最为信赖和倚重的政策建议者[2]10-11。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刚做过肾结石手术，尚在恢复中。即便如此，国务卿为制定更为符合远东形势的政策，还是迫不及待地发电报询问他是否可以返回北京任所[2]31。稍后，由于他的儿子、署理驻华公使田夏礼(Charles Denby，Jr.)无视美国“中立”政策，竭力庇护日本间谍，还对上司指示执行不力，这使国务卿更迫切地催促田贝返回任所[3]。所以说，田贝返回任所势必对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有着重要的影响。 田贝回到北京后，很快就向国务卿提出了调停的建议。当时，清政府早已丧失继续作战的信心，正在寻求列强调停，而日本还在不断扩大侵略，列强则各怀鬼胎，清政府的请求一无所获，这使田贝认为美国调停的时机已到。1894年10月31日，当清政府依中美1858年条约向他提出调停请求，并依他的要求答应以书面文件向他保证承认朝鲜绝对独立时，他立刻答应将此事转达国务卿，而且还在当天发给国务卿的文件中指出：“这个王朝正面临灭亡的威胁，这个帝国行将崩溃。……您的调停很可能挽救这个王朝、这个帝国。”[4]276-28211月3日，清政府又以“承认朝鲜独立，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为和谈基础，向美、英、德、法、俄五国公使提出调停请求，田贝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出：“作为挽救这个王朝、这个帝国的最后努力，我建议调停。”[4]290-298这是战争爆发后，美国驻远东外交官首次向国务卿明确提出调停的建议，也是国务卿期盼已久的。 田贝的建议，推动了美国单独调停政策的出台。在他建议调停时，美国政府对调停仍顾虑重重。11月初，在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的多次请求下，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准备接受调停请求，但是又不希望因此影响到美日关系特别是正在进行的美日修约谈判[3]134-135。所以，他先会晤了日本驻美公使，得知美国的调停无碍美日关系后，才决定在“绝对公正中立的立场”下进行调停[4]319。11月6日，国务卿电令田贝告知中国，美国准备在中日双方都接受的情况下提供调停；同日，又电令谭恩(Edwin Dun)确认日本是否接受美国调停[4]319。然而，美国政府此时的态度并不积极。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Kurino)还认为，美国丝毫无意阻止日本军队的继续推进，是偏向日本的[2]76。而且，美国尚不知道清政府也向欧洲列强提出了调停请求，所以还没有单独调停之说。在调停指令发出几个小时后，国务卿才收到田贝3日所发的关于清政府向列强请求调停的电报[4]319。由于受传统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影响，此时，国务卿立刻复电田贝，明确强调美国只能以唯一调停者提供调停[4]319。此外，田贝的调停建议，也使国务卿的调停之心更加坚定[5]。因此，可以说，田贝推动了美国单独调停政策的出台，使美国转向了推动中日议和。 然而，田贝倡导美国调停，表面上是应清政府之求，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巩固美国既得的侵略权益，其动机是利己而非利他的。首先，田贝积极倡导美国调停，是在清政府满足美国对中国和朝鲜侵略要求的前提下做出的策略建议。美国当时纵容日本侵略的主要意图，是要借助日本打破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和朝鲜的大门[6]。田贝正是在要求清政府保证“承认朝鲜的绝对独立”的条件得到肯定答复后，才首次向国务卿论及美国应当出面调停的问题。所以说，他对清政府调停请求的响应同样是为了侵略中国，与日本的侵略暴行相比，除了表面形式更具欺骗性之外并无实质的区别。其次，田贝此时建议国务卿参与调停，也是美国与日本及其他列强争夺在华侵略特权的权宜之计。一方面，他认为，如果继续纵容日本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将会威胁到美国的在华利益。1894年10月31日，他给国务卿的报告就指出，如果日本进攻北京，皇帝及其王朝都将不复存在，北京必将陷入混乱，美国人的安全也将难以得到保障[4]271-272。而且，他还认为清政府的垮台将不利于美国在华商贸的发展。他在回忆录中论及此事时强调：“全世界的利益是让中国变得富裕、繁荣，使她成为外国商品的巨大消费者和本国商品的输出者，若把她分割成几个敌对的阵营则是商业的自毁。”[7]152另一方面，田贝把响应清政府的调停请求，视为赢得与其他列强在华竞争优势、扩大在华特权的机会。他在1894年11月16日发给国务卿的文件中就指出：“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求和”，“我将采取一切与我的职责相适应的措施，通过建议帮助这个政府”，使她转向更加“信赖我们”[4]313。12月26日，他更是向国务卿报告：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必然会通过出卖筑路权、开矿权等特权来谋求新的财源，美国应通过对议和的操控，利用外交取得的声望和影响力，帮助美国铁路资本家、银行家和商人们获得这些特权[8]42-46。也正因为如此，田贝在此后的斡旋中才会不遗余力地推动议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