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旧秩序的崩溃，促使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末期提出了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期对美国新的“国家身份”“国际角色”和“国际秩序”的追求：一方面说服不情愿的美国民众和国会接受他所设计的美国新角色，让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一方面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以“美国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以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进而确保长久的国际和平。① 中外学术界对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论述代不乏人，对于威尔逊总统与山东问题交涉的研究，也是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但是，先行研究基本忽略了威尔逊总统本人在山东问题裁决时的主观体验，特别是他带有宗教情怀的救世观念。②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是国际社会考验威尔逊主义的重要历史时刻，而和会中有关山东问题的裁决则直接考验着威尔逊主义的执行力。用威尔逊的秘书贝克(Ray S.Baker)的话说，山东问题的交涉令威尔逊“蒙难”。 山东问题的交涉是如何让威尔逊“蒙难”的呢？这要从1919年4月25日，威尔逊与贝克的一次谈话说起。威尔逊总统和其秘书贝克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威尔逊承认，“中日问题浮现，形成一个巨大难题”。威尔逊告诉贝克，他自己没法看清楚，要在什么地方应用自己提出的原则，然后他又笑着说，他自己都得重读一遍“十四点宣言”，才能记得住其内容。当天晚上，贝克和威尔逊又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向威尔逊通报了媒体看法。贝克发现，威尔逊的情绪“非常低落”，仅日本这一问题就让他头疼不已。威尔逊说：“日本人不是傻子，除非我们给他们想要的，否则他们是不会回家的，而他们想要的又是自己不该要的东西。”贝克回答说：“国际舆论都支持中国人的主张。”对此，威尔逊说：“我知道。”贝克又道：“尤其是美国的公共舆论。”威尔逊说：“这我也知道，但是如果意大利人坚持不参加，然后日本又走了，那国际联盟成啥样了？”通过这次对谈，贝克得出结论，山东问题让威尔逊总统“备受煎熬”。③ 威尔逊总统与贝克之间的这次对话，虽说内容简短，却生动地说明了威尔逊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所遭遇的严重困境。今日，威尔逊主义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话题，毕竟此一问题关系到对20世纪国际秩序影响最为深远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而威尔逊主义在山东问题上的困境，又直接影响到1919年之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向左”抑或“向右”；也就是说，中国是走美国人的和平改良道路，还是走俄国人的武装革命道路？追根寻源，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裁决时，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如何？他又是在何种压力下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政府作出让步的决定？凡此种种，都是复杂而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二、尊之为神：威尔逊主义的概念及其被神化 在美国历史上，有两位总统胸怀强烈的救世理念：一位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林肯；另一位是一战时期的威尔逊。机缘巧合的是，这两位总统所领导的战争都对美国的政治传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林肯通过内战实现了美国的统一，并在其事业的巅峰时刻遭到杀害。林肯的死亡，带有为他所效忠的国家主义献身的意味。因此，他的死象征着“他为易犯错误的有罪之人承担了痛苦和道义重任，代他们受苦受难，以神圣的基督的善德救赎了他们”。④林肯留下的道德遗产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林肯对威尔逊的精神影响是直接触及其灵魂层面的。威尔逊人生的第一个“历史记忆”就是林肯总统和美国内战。1860年，年仅4岁的威尔逊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的家门口，听到路边的人呼喊：“林肯先生当选总统，内战要爆发了。”其后威尔逊把这个历史场景作为其人生记忆的发端。⑤这虽是威尔逊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瞬间记忆，却显示出林肯总统的精神遗产在威尔逊的心目中享有独特的位置。 作为一个基督教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在1913年担任总统之初就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欧洲帝国主义不同，不是领土扩张和物质利益追求，而是发挥美国的道义影响，为世界树立自由的榜样。⑥1914年8月一战爆发之后，欧战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给人类文明造成巨大创伤。这种特殊的战争情境与威尔逊总统的基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催生了威尔逊主义。作为一个战争环境下的思想产物，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威尔逊总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诉求，正如一战时期的美国历史学者西摩尔(Charles Seymour)所言：“如果历史学家难以厘清各种不同的议题和可能性，那么昔日的政治领袖们，不但没有事后诸葛亮的协助，而且每天都还收到互相矛盾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提出并实行一个一以贯之的政策，则是难上加难。”⑦如果把西摩尔的这段话用之于威尔逊主义的提出，那就颇能说明威尔逊在应对复杂的世界格局而作出决策时，曾遭遇何等的困难。 威尔逊主义是为了应对一战所造成的国际危机而提出的救世方案，而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由此在欧美世界引起的精神恐慌，则直接促使威尔逊发表他的救世主张。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宣布了俄国的和平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民族都应得到民族发展的完全自由”，换言之，这就是俄国版的“民族自决原则”。⑧同时，托洛茨基嘲笑协约国以及美国因其“阶级本性而不能达成民主的和平”，还认为它们对待“民族自决的态度是可疑的”。⑨为了应对俄国革命政府的外交宣传战，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⑩十四点演说主要体现了威尔逊的四大原则：没有胜利的和平；民主的胜利；民族自决权和领土完整；建立国际维和组织与集体安全原则。(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