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3-0071-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3.008 一、引言 代际间的地位流动是减弱还是增强是社会流动的重要议题，是用来评判一个社会机会结构开放程度、社会活力的重要指标(Mare,2011)。较高的代际继承性(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的不平等，它表现为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于家庭出身而不是个人努力。传统的代际流动研究认为，个体的社会地位只受到上一代的影响，自致性因素是造成职业分层的最重要因素，代际影响确实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代际之间的传递效应很容易耗散，从而导致代际流动的稳定性不高(Duncan,1966; Prais,1955)，因此，代际传递效应很难超过两代。但最近基于西方一些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不平等存在着多代持续效应。例如祖代的贫困持续地影响着孙代(Gans,2011)；基于英国的研究发现，祖父母的职业阶层直接影响孙辈的职业阶层(Chan et al.,2013)；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发现，“80后”青年的职业阶层受祖辈的影响显著(张桂金等，2016)。这些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常态，代际流动可能也随着进入了以代际继承为主的阶段。社会分层秩序主要通过再生产和统治机制得以维持，因此在稳定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模式将以代际继承为主(李路路，2006)。随着社会稳定状态的形成，与代际流动的有关的资源如财富具有累积性并且能够在多代之间平稳、直接继承，无疑会放大代际的累积优势或劣势，从而形成阶层的“固化”现象。 中国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对代际流动的模式和机制进行了诸多讨论，但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在两代人之间。仅有的讨论中国多代流动的文章由于测量的是孙代初职的职业阶层，而没有使用现职，故而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祖代职业阶层对孙代职业阶层的影响。即对于孙代的现职来说，祖代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尚且不能确定。青年一代的代际流动最能反映当前社会的流动性、公平性与社会的活力。对当前中国青年人代际职业流动的考察，可以准确判断出当前中国社会的流动状况、代际流动的动力机制，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调整既有的制度安排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性意见。基于此，本文借助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从职业流动视角分析了当代中国青年人的职业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青年的代际流动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初职职业阶层获得上看，青年人的社会流动模式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对于青年人获得的第一份职业阶层来说，不仅父辈的社会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祖辈的社会地位也发挥重要的影响，即不仅仅“拼爹”，还需要“拼爷”。从孙代现职来看，祖辈职业阶层对孙代当前的职业阶层并不存在直接的影响效应。但是祖代职业阶层通过影响初职进而间接影响孙代职业阶层的获得。因此，当前社会应当谨防未来阶层固化在纵向的扩展。 二、当代青年的职业阶层分布 本文定义的青年人是指在被调查时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群体，即1977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与媒体所称“80后”“90后”的年龄基本重合。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简称CLDS)2012年调查数据①。此次共调查了10612个家庭。调查以户主为主线，追溯了三代人的职业情况。剔除祖代(G)、父代(F)、孙代(C)三代信息不全、孙代目前在上学以及年龄小于16周岁和大于35周岁的劳动力样本，最后进入分析的样本为1144个。一般而言，职业阶层可以划分为五类：农业阶层、工人阶层、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管理阶层。考虑数据样本不够大，以及祖代、父代在某些职业阶层中的分布不均匀，较多的职业阶层分类容易导致单元格内频数较少，对分析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参照李路路他们的做法，在实际分析中把职业阶层前后两类分别合并，形成(I)体力劳动阶层，主要包括农民和体力工人；(II)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包括个体户、普通办事人员、非体力专业辅助人员等；(III)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包括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李路路、朱斌，2015)。 (一)总体的职业阶层分布 表1统计的是青年群体与非青年群体的职业阶层分布状况。以初职为例，青年群体中，15.89％的劳动者为体力劳动阶层(I)，56.54％的劳动者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II)，27.57％的劳动者为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III)；现职中，则只有8.74％的劳动者为体力劳动阶层(I)，63.98％的劳动者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II)，27.28％的劳动者为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III)。相比于他们的前辈，青年劳动者无论是初职还是现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比例大幅度减少，从事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和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应该说，市场化与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分工发展使得更多的青年一代人从中受益，造成更多的职业阶层流动。相比于初职，现职中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比例下降了7.15个百分点。总体的职业分布表明，受益于市场化和现代化，青年群体在职业阶层分布上比老一辈更趋于合理，表现为非体力职业阶层比例的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