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模式及其时空演变

作者简介:
李哲(1993- ),女,黑龙江大庆人,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E-mail:1280701@163.com。北京 100048;申玉铭,通讯作者(1968- ),男,河南浚县人,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shenyuming@263.net。北京 100048;曾春水,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48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适宜的科技创新模式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熵值法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Theil指数对中国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结合K-means聚类分析法将其分别归为相同的5个等级。根据不同的投入—产出组合,得出投入产出协调型、投入领先型与产出领先型3个科技创新类型及其子类。最后,利用多阶段DEA模型,从科技创新投入的角度,将科技创新模式划分为混合驱动型、创新平台驱动型、人力与资本驱动型和人力驱动型四类;从科技创新产出的角度,划分为经济创新导向型、知识与经济创新导向型和知识创新导向型三类模式。对比发现,中国科技创新模式与科技创新类型的时空演变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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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产业价值链的细化分解,世界进入开放式创新时代,创新资源跨区域、跨国界循环流动的科技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国家间的竞争方式逐渐由一般资源配置竞争上升为科技资源配置竞争。当前,创新能力已成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以及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1]。“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将创新驱动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十三五”规划中也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为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中国科技创新水平的空间差异依然存在。已有研究以省域尺度的定量分析为主,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科技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研究。研究方法以DEA模型[2]和Malmquist指数[3]为主。中国科技资源的区域差异十分显著,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呈现耦合协调关系[4,5]。科技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势必导致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6]。目前,中国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尚未改变[7],但西部地区的效率提升速度相对较快[8]。受地理位置、科技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集聚态势逐步增强[9]。②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研究。科技资源的投入只有转化为实际的创新能力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10],而创新产出水平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创新能力。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大多以专利授权量作为测度创新产出的指标[11]。受经济发展基础、政策制度、技术溢出、空间区位[12,13]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14],区域分化的“马太效应”逐渐增强[15];反过来,创新能力也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仍然较弱,成为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16]。③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有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17]。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受知识吸收能力、区域所处发展阶段、政策制度等因素影响,区域可通过与周边地区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来促进本区域的创新发展[18]。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呈现出随时间推移而日趋扩大的正向溢出性[19],溢出效应的强度具有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呈脉冲式衰减的地理特性[20]。但同时,创新水平又具有锁定特征,空间上邻近的区域间的溢出效应未必显著,甚至会出现负向溢出效应[21]。

      不同科技创新水平的地区,其科技创新模式势必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各省市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结合自身的发展基础与特色,选择适宜的科技创新模式,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是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关键。学者们对科技创新模式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划分科技创新模式的标准。具有代表性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①创新活动的诱因。可划分为“理论成果推动型”和“市场需求拉动型”两种类型[22]。②创新程度。可划分为“原始创新”和“模仿创新”,前者是基于各创新主体的科技资源禀赋,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体系;后者则表现为各创新主体以自身实际为依托,通过引进、购买、破译等手段吸收和掌握原始创新的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的过程[23]。按此标准,王辉又归纳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三类模式,三者之间互为促进、互为共生,其创新水平层级不断提高[24]。③创新活动的发展驱动力。可分为“企业(市场)驱动型”“政府驱动型”“高校与科研院所驱动型”和“产学研合作型”[25],其中,“政府驱动型”可通过塑造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度环境,提升区域科技创新的成效[26],而“产学研合作型”具有更为灵活、高效且能充分吸收外部科技资源的优势[27]。关于科技创新模式的定量研究,学者们多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科技创新效率评价等角度,间接对科技创新模式的类型、特点等进行阐释,投入指标多从人力和资本[28]两方面来选取,产出指标主要包括科技论文数、专利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等[28,29],鲜有基于科技投入与产出双重视角的科技创新模式划分,以及针对各模式时空演变的分析。

      综上,以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为研究单元,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基于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视角,运用Kmeans聚类分析、Theil指数和多阶段DEA模型,对科技创新模式的类型、特点与时空演变展开研究。结合各省市的实际情况,提出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方向,以期为进一步缩小中国科技创新水平的空间差异、优化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以及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0],本文从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两方面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科技创新投入包括人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产出包括知识创新产出、经济创新产出与节能减排绩效,共计6项二级指标,并分设若干三级指标。本文的原始数据主要出自2005—2015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家重点实验室2014年度报告》、2008年的《中国商标战略年度发展报告》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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