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而又极深刻的问题。对此，我们过去往往是看两者的差异多，而看其会通少。这也符合人们对于两种学说的关系加以体认的基本逻辑。一般地说，刚接触时总是更多地看到“异”，当进一步深入了解后则会愈益见到“同”或“通”。其实，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早已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接触与融会，这本身就意味着二者终归有其某种类似的理路和同构性，这是它们会通之可能性的内在根据。无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在事实上的融合就既不可思议，也无法得出合理解释。 相对地说，看差异比较容易，因为它不过是一个直观的事实，只要着眼于表象和知性判断就足够了。例如，两者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在时代性维度上，它们一为传统的、一为现代的，彼此判然有别，有其巨大的时间差。在民族性维度上，它们一为中学、一为西学，彼此难以通约，有其强烈的异质性。从实际历史情境亦可看出，马克思主义之进入中国并传播开来，恰恰是以“打倒孔家店”这一激进的反传统姿态为其时代背景和特定语境的，如此等等。如果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就难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多少相似之处，更谈不上彼此在深层意义上的可通约性。 但是，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会通何以可能，就不能如此简单地看问题，需要深入至两者的文化原型亦即元问题层面，才能看清其原委和实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一致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并被表达，也只有通过反思性的把握才能被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对这一不争的事实所作的解释却还相对欠缺。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早就走在了理论认知和诠释的前面。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不仅相遇，而且一起建构并塑造了中国的现当代史，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本身。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会通和融合方面，我们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可能”，而仅仅是“如何可能”。因为实践和历史事实早已回答了前者，后者则有待于我们从理论上作出诠释、给出理由。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一文中论及“西学东渐”时曾说：“……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①此言不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若不能与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就无法在中国大地上获得“实践能力的明证”，保持其“理论的彻底性”和“物质的力量”(马克思语)。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本文仅就几个在笔者看来至关重要的方面略加阐释。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 (一)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时代性距离。儒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属于“旧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革命学说，属于“新学”。正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启蒙作用，另一方面则以鲜明的反传统姿态被载入史册。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际上的逐步展开，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学的深刻影响。因为中国化是以中国所特有的期待视野为前提的，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这种创造性不仅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独特现实需要，也取决于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其中儒学就是一个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儒学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生命和血脉之中，甚至就成为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作为一种“前见”，它不能不充当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先行有效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它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倒恰恰是这种中国化的条件。 在文化的时代性维度上，我们过去大都是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理解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现代性的修辞，而未能读出其后现代意味。事实上，马克思在历史上是以解构现代性为其鹄的，以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姿态现身的。因此，作为现代性的批判之反思形式，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后现代性质，只是它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罢了。因为后现代主义追求纯粹的颠覆性和绝对的解构性，从而陷入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同时建构一个新世界，因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毋宁说，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儒学的前现代性质同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取向之间，存在着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某种一致性。在对治现代性弊病方面，不仅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丰富的资源，儒学同样能够为现代性的来临准备某些建设性的策略和理念，两者有着一致或相近的指向和功能。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有其对前现代的追溯和向往，当然这绝不是复古主义的，而是辩证否定基础上的回归。他对于古希腊神话的追怀，对“儿童的天真”所隐喻的向古希腊文化的复归之冲动，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希腊神话及其所孕育的希腊艺术在遭到现代文明的涤荡之后，“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②?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又具有彼此融合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