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方哲学自19世纪后期开始，发生了一场现当代转型，这一转型尤其体现在对具有最高思维抽象程度和概念普遍性的“存在”的研究上，即体现在传统上所谓的“本体论”论域中。现当代西方哲学，如果不是干脆拒斥所谓“本体论”研究，那么至少也是极大改变了对“存在”进行研究的方式：在方法上，摆脱了理性思辨式的、概念体系化的叙述，摆脱了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对象上，尤其聚焦于人的“存在”，关注人的“存在”的过程展现，即人的生活、生存样态；乃至有些哲学家干脆在核心范畴的表述上，也从承载着深厚西方哲学传统的“存在”(be)，转而使用“生存”(exist)之类范畴。 这种哲学思维的变革，尤其适应了20世纪以来西方的人们自身存在境遇的困窘和忧虑，特别是在二战后，西方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文明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以“消费主义”为主要标志的人的存在方式大行其道，乃至从西方逐步流行而为世界其他地区所接受。但反过来，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以各种形式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种存在方式是人所需要和应有的存在方式吗?人处在这种存在方式下真的非常幸福吗?人能否继续按照这种存在方式继续生活下去?这种存在方式会把人带到哪里?我们是否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人究竟如何美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必然性与现实性何在? 在对人的存在方式进行探讨的所有思想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特别引人注目，而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本身也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历时数十载，其内部理论流派线索复杂多样，具体内容更不乏错误与谬见，但总的来说，是在西方特定的理论和实践场景中，对既有存在方式的有益反思。随着人们对真正美好生活的需求、对开创新的人类文明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存在方式的理论探索的现实意义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了，我们有必要择其中若干典型观点，梳理其逻辑线索，吸收其合理内核。 一、现代人的异化存在状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研究人的存在方式的第一步，就是准确界定现状，搞清楚当今的人们究竟生活在什么状态下，这种存在状态有着怎样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待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立场，是继承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关于“异化”的理论范式，加以极大的演绎发挥，用一系列具有联系和递进关系的概念范畴，刻画和揭示现代人的“异化”存在状态。关于所谓“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谈论人的劳动的“异化”状态时描述说：“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①这里描述的路径和构型适用于一般意义上“异化”——从原本是“人自己的”东西，分化、脱离出去，成为客观、独立的存在，并进而反制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我们揭示了，人在各个存在维度上都发生了这种“异化”。 也正是从卢卡奇那里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异化”存在方式的理解，就同另一个概念“物化”有着莫大的关联，认为人的“异化”存在状态也就表现为“物化”，人的存在状态是仅仅作为一种“物”而存在着，人与他人之间的关联也就是一种“物”与另一种“物”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从还原马克思原始语境含义的角度看，这种把“异化”理解为“物化”的思路是有偏差的，正如卢卡奇本人所明确检讨的，马克思那里的“对象化”、“物化”和“异化”并不等同，至少“不尽相同”。但是，也正如卢卡奇所言，这种误解和偏离，却造成了重要的思想史成果，“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成功肯定起了极大的作用”，②我们其实可以说，正是这种对“物化”的转义用法，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别有洞天”的独到理解，刻画了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对“物化”概念的这种演绎发挥，不仅强调了“物”作为载体对“异化”过程当中的分离性、独立性的重要意义，而且强调了“物性”、“物的原则”对人的存在的规定和塑造作用，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状态的特征，并且为揭示这种存在状态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线索。 这种“异化”或者说“物化”的存在状态，首先表现为“劳动的物化”。劳动应当是人自己的活动，乃至应当是人活在世上最基本的活动，亦即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而现在，人这种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也不属于自身了，反而成了与人自己相对立的东西，人自己非但不能控制它，而且受其控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千篇一律的生产体系当中，人成了整个生产体系的一颗螺丝钉，劳动早已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实现、人的真正幸福的可能，也就是说，劳动丧失了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一种消遣活动的可能。进而，在卢卡奇那里，还用“劳动的抽象”来概括人的劳动的“物化”，把马克思早期对劳动异化的规定同后期关于商品、商品两重性特别是“商品拜物教”的学说结合起来，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物化”就是使“具体的劳动”变成“抽象的劳动”，“抽象的劳动”构成了现实的原则，从而，人们对抽象劳动即价值的考量，成为人的“理性”运用的首要乃至唯一场合。在卢卡奇的批判视角看来，这种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带来了劳动者的割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化”、“原子化”。而通过劳动的“抽象化”过程与原则，“异化”或“物化”也就具有了可推广性，可以一般化地推广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卢卡奇在揭示这种经由“孤立化”、“原子化”的中介，从劳动的“抽象化”到人的生存状态的全面“物化”图景时，指出这种存在渗透进了人的意识，形成了人的“物化”意识。“物化”意识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发挥了，他们在历史和逻辑上都使得对现代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和物化状态的揭示进入新一个层级，异化表现为思维方式的异化、物化，表现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生产理性、控制理性等对人的规定和塑造，这种理性超出其必要界限，而表现为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过程的渗透、规制，乃至完全统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用“一体化”、“殖民化”等等呈现出学派差异的术语，从不同侧面和程度上描绘了物化意识的这种统治力、塑造力。也是从这种物化意识的枢纽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者各自展开了对理性、现代性的根本批判和反思，并将批判拓展延伸到对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制物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判话语体系当中，“拜物教”概念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本义范围和卢卡奇的最初应用界限，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能产性的范畴，可以填充成为“XX拜物教”，对种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给定的肯定性存在进行无情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