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长江的出海口，是我国沿海南北贸易的中心枢纽，也是我国典型的近代崛起城市和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近代以来，由于上海地处太平洋西环航线的要冲，发展同世界各地的航运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先后开辟了上海同欧洲、美洲和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①1883年仁川开港以后，随着上海与仁川间定期航线开通，上海很快发展成为中朝海上贸易的第一大港，在中朝海上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中外学术界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近代中国经济史和中韩关系史的综述类资料和研究成果，为研究本课题提供了基础资料和大量线索。②二是近代朝鲜贸易，以及中朝贸易和东亚贸易的专题资料、著作和论文，其中有或多或少的近代上海与朝鲜贸易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为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③由此可见，现有的资料、著作和论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涉及了近代上海与朝鲜的贸易，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然而缺少有关本课题的专题研究。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将通过对海关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考察近代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轨迹和贸易特征，阐明双边贸易在中朝两国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深化有关近代中朝海上贸易史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1883-1904年。1883年仁川开港打开了中朝海上贸易的窗口，有关中朝贸易的记载开始正式见诸海关统计，但由于海关统计方法的变化，1904年以后上海海关不再提供对朝鲜的贸易数据。 一、开埠通商与《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 上海是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由商而兴的城市。上海开埠以前，绝大部分的贸易是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微乎其微，与朝鲜的贸易更未能见诸史料。在开埠前夕，上海地区的国际贸易主要局限于日本及南洋一带，对日本贸易主要限长崎一口。运出的主要货物是生丝、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等，带回的货物有银、铜、海货、漆器、珍珠等。④1843年依《江宁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⑤上海对外开埠通商，从此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开始从广州移至上海。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从长江三角洲及沿岸的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发展为华中和华北新开口岸和日本的对外贸易的转运中心。此后，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1871年上海至伦敦等处电讯网的铺设，以及外国银行先后在上海的设立，使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⑥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段内，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中心。 在传统时代，朝鲜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在19世纪以前与西方国家很少直接接触。但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列强进入东亚，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而朝鲜也未能幸免。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与其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又称《朝日修好条规》)，依此条约，朝鲜的釜山被迫开港，在日本势力的胁迫下，朝鲜开始间接地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朝鲜打开国门之后，特别是1880年《朝鲜策略》传入朝鲜后，朝鲜国内出现了希望放弃“事大交邻体制”的思潮。面对这种局面，清朝在1882年的“壬午军乱”后开始有意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以维系传统的“宗藩朝贡”关系。⑦可以说朝鲜开埠通商以后的中朝关系是建立在“宗藩朝贡”与“近代条约(万国公法)”两种体制并存基础上的。受传统“宗藩朝贡体制”的制约，中朝两国间的海上贸易，并没有在釜山开港后随之展开。 两国间的近代海上贸易则始于1882年10月《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缔结。《章程》在总则中指出：“惟现在各国既由水路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⑧由此可见，在东亚各国相继开港之后，清王朝希望朝鲜向中国打开国门，开展海上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构成牵制。长期以来，受“宗藩朝贡体制”的影响，中朝两国间的经贸往来主要是通过有限的使行贸易和边境互市来完成。海上贸易通道的开辟拓展了两国间经贸往来的形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章程》为两国海上贸易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上海与朝鲜间海上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章程》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嗣后由北洋大臣札派商务委员前往驻扎朝鲜已开口岸，专为照料本国商民。”⑨《章程》缔结的第二年即1883年，李鸿章考虑“朝鲜口岸初开，中国商民前往经营贸易，自必日臻繁盛，时有彼此交涉事件，必须熟悉情形明达大体之员，前往经理”，决定派原驻美国金山总领事陈树棠前往朝鲜管理商务事宜。⑩陈树棠从上海乘招商局永清轮船启程，经朝鲜的仁川抵达汉城任职事。(11)如是，根据《章程》的有关规定，陈树棠成为首任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继陈树棠后，袁世凯、唐绍仪、徐寿朋、吴广霈先后担任驻朝鲜的商务委员。历任商务委员除负责基本的商务事宜外，还处理了大量有关中朝交涉、边界、条约、矿务、学务、军事、人事、护照执照、诉讼案件、修建工程等事务。 在历任驻朝鲜商务委员的政策扶持下，中国商人开始陆续进入朝鲜从事商业活动，朝鲜的首都汉城和仁川成为中国商人最为集中的两大地区。汉城的中国商人数从1883年最初的59人，发展到1893年的1254人，并在1910年达到了1828人。(12)仁川的中国商人数从1883年的54人，发展到1893年的711人，并在1903年达到了2806人。(13)1890年的《仁川海关年报》曾指出：“清商几乎垄断了绸缎的进口，并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1890年共进口绸缎22万美元，在仁川进口中国货物中占比17％。”(14)朝鲜市场中中国商人势力逐步壮大后，在中国、朝鲜和日本设立了多家商号，(15)逐步构建起了横跨东亚三国的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日商竞争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