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8)01-0085-08 近代中国边疆地理观的建构同晚清以来边疆政局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研讨边疆地理名称的生成是深入认识近代边疆地理观建构过程的重要面向。作为晚清边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川藏边务的推进往往涉及地理名称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颇为关注晚清川藏边务，尤其是对“川边新政”的探讨①。“川边”、“西康”等地理名称被理所当然的广泛运用在近代川藏边务问题的研究中。然而，这些地理名称的生成过程实则充满不确定性、歧义性和竞争性。各种地理名称的运用隐含着国家权力、地方力量、社会舆论对晚清边疆制度变革的态度及其互动关系。地理名称的内涵也与跨文化的词汇意义互通、误识和发明等因素有关。本文试图引入概念史的方法②，探寻晚清时人如何在因应边疆政局的同时，糅合新旧地理信息，建构出新的边疆地理知识③。 一 晚清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与运用 民国元年(1912年)十一月，应护理四川都督胡景尹之请，傅嵩炑编纂的《西康建省记》出版。该书成为首部专载西康情事的著述，被后世誉为“前此纪载康事书籍最美备者”④。开篇略记西康疆域，附按语称： 西康，古康、藏、卫三区之一也……政府及川滇人士于藏固不可忽，于康尤当念念不忘，乃何以竟不知有康，一出炉关即谓之进藏……康地在川滇之边，故名曰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而未以驻康名者，政府之误也。然亦误于光绪三十一年，川督锡良奏派赵尔丰往办巴塘军务，不曰西康军务，而曰炉边军务，一误再误，无识者更称康为藏……况今之番人凡居丹达山以东者，自称为康坝娃，居丹达山以西者，自称为藏坝娃……故凡炉关以西，只能谓之西康，丹达山以西乃可谓之西藏，以定名称而正疆域。⑤ 傅嵩炑是赵尔丰经营“川边”的心腹幕僚，对川藏交界区域人文、地理极为熟识。在按语中，傅氏颇费笔墨的驳辩“康”、“藏”、“炉边”、“川边”名称、疆域之别，多次强调恰当运用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傅氏显然意识到晚清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随意运用，对经营川藏边务的负面影响。然而，傅氏主张取代“川边”等地理名称的“西康”之“康”，既源于内地传统的舆地知识，又是借自藏区的地方性知识。那么，晚清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经历怎样的生成和运用过程?傅嵩炑为何舍弃常用的“川边”名称?一再突出“康”、“藏”之别是否有深层次原因? 地理名称的具体内涵往往因时而异。“川边”最初并非专指名称，而是对四川与毗邻省区交界处的泛称。同治年间西南各地战事不断，“川边”名称频频出现，曾以之概称靠近藏区的川省地方。同治四年(1865年)，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联名奏称，征讨瞻对(今新龙)工布朗结的藏军进抵道坞(今道孚)，“深入土司地方，已近川边，现饬防范”⑥。这应是“川边”与川藏交界区域相关的较早记载。“川边”最终从泛称转变为专指地理名称，是晚清川藏边务嬗变的结果。自雍正初年川、滇、藏划界始，川藏交界区域分属不同省区，在川藏政治依存关系中向来缺乏主体地位，被模糊地涵括在川藏边务内。而且，各政教势力(即土司、呼图克图)在川藏交界区域内分而治之、各自为政。边缘化、碎片化的政治格局致使其长期在汉文语境中缺乏一个整体地理名称。早期汉文史料中仅数次以“西炉口外”、“川省关外”等名称含糊概称。至晚清筹办川藏边务，清政府与川藏疆臣起初均以川省与西藏为筹划边务的立足点。对川藏交界区域的有限经营，往往因顾及西藏边情的变化而处处受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鹿传霖收瞻改流之举搁置中断，即因清政府在“保川图藏”问题上以“保藏”为重。清政府中枢和多数官员明显对川藏交界区域的战略价值重视不足⑦。 庚子拳变后，为挽颓局以自救，清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此时，藏印谈判陷入僵局，英俄争夺西藏又渐趋白热化，英国决意以武力解决藏事。西藏形势顿形危急。川藏交界区域的战略屏障地位逐渐突显出来，受到清政府的关注和承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清政府谕令尚未莅任的川督锡良议覆“川边”屯垦商矿事宜，称“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⑧。作为专指地理名称，“川边”自此频繁出现在官方和舆论的表述中。 锡良上任伊始即对川省政务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对“川边”的经营策略却较为局部和温和。锡良否决了全面开发“川边”农商矿的计划，建议先在巴塘有条不紊地推进垦务，并将打箭炉从散厅升为直隶厅，归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关外土司及边务诸事归直隶厅管辖⑨。清政府大多予以采纳。打箭炉行政级别的升格，将“川边”事务纳入相对独立的地方管理体系内。政治制度的变革对地理名称的生成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锡良并没有以“川边”名称来固定的称呼这一亟待经营的区域。这可能是因为“川边”名称固有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光绪三十年(1904年)锡良的一份奏折还将“川边”用于指称与滇黔交界的川省地方⑩。“炉边”、“炉边关外”、“台藏”等名称是锡良奏文中的替代词，与“川边”、“川疆”混用。清初以来，打箭炉(今康定)简称为“炉城”。打箭炉厅所辖地方统称“西炉”。“炉边”顾名思义泛指由川省管辖的打箭炉以西边地(11)。该名既源于本土地名，辨识度又高。因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巴塘事变平息后，建昌道尹赵尔丰首先以“炉边善后督办”的名义统管“川边”边务。“炉边”也是民间舆论较长时间内普遍认同的常用地理名称(12)。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军机处致函川督赵尔巽等筹商“川边”设治问题时，对“斥地建省”仍游移不决，拟裁撤边务大臣，移设建昌道，由四川总督管辖，称“仅就炉边一带设置十余郡县，而以边务大臣统治其间，仍军府则规制已非，立行省则回旋不足……即使川炉一体，恐亦挹注无多”(13)。地理名称的选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清政府中枢对川藏边务的决策态度。 正当清末经营“川边”揭开帷幕之时，西藏政局骤然严峻。事态随着英军侵入拉萨而迅速恶化。面对藏事败坏与国内舆论压力，1904年八月，清政府颁布谕令，对藏事采取补救措施，将整个东部藏区分为两大区域：北至青海一带由新任西宁办事大臣延祉经理，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则由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经营(14)。川藏交界区域委由川藏大员专理，被提升到“自固藩篱”的边防战略地位。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地理名称混乱的局面。无论是官方奏文，还是私家书信，凤全倾向以“川疆”指称其经略施政的区域，如称“瞻对属之藩部，何异属之川疆……瞻地本属川疆”(15)。“川疆”起初也属泛称，词意模糊，因语境之异而不同。光绪年间，川督刘秉璋曾经以“川疆”指川属藏地，称“德尔格特系属川疆”(16)。鹿传霖则将“川疆”视为毗邻“关外”的川省地方，明确指出德尔格忒“远隔川疆”(17)。因此，晚清经略川藏边务期间，时人运用地理名称异常混乱，以具体人事而定，经常混用不同名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