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有关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冲突、战争的史实较为多见，其中，尤以青年群体为甚。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数次人口生育高峰所导致未来若干年后青年人口数量的激增所引发的社会暴力、政局动荡、国际冲突更是屡见不鲜。这些都使得青年与冲突的关系日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重要议题。 一、冲突与“青年性” 1.冲突与多层次之暴力结构 暴力具体可以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态。直接暴力是以战争或冲突等显性形态呈现出来的暴力形态。结构暴力则不同，它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结构之中，其作用机制通常源于结构性地拒绝人的正常和重要权利，具体来看，可以表现为政治性暴力、压制性暴力、经济性暴力、剥削性暴力，这些皆受到特定的结构性侵入、分割、击碎、边缘化的支持。文化暴力则是指文化中那些由宗教、意识、语言、艺术和实证科学所阐释的能够用来证明或使得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合法化的各个方面，其作用手段通常为传播、教导、规劝、教唆、钝化等。而与此相对应，和平也可以分为消极和平、直接积极和平、结构积极和平、文化积极和平等几个层次的形态。消极和平则是直接的战争与冲突的缺失。直接积极和平通常由合意的言辞和实际的善意构成，有益于自我和他者的身体、思想和精神，关心从生存到幸福、自由、身份等所有的基本需求，是以爱为缩影的身体、思想和精神的全面交融。在结构积极和平的场景中，压制被自由取代，剥削被平等取代，对话、整合、团结、参与替代了渗透、分割、孤立、边缘化，扁平化代替了森严等级，代际关系亦达致了公平正义和谐。文化积极和平则进一步在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科学之中，在学校教育和媒体传播中建构了面向和平的文化，在此场景下，人的才能、倾向和可能性得以自由、全面的释放。对与冲突紧密相关的暴力、和平的结构分析将提供给我们一个探讨冲突、和解与青年问题的重要知识框架。 2.“青年性”与冲突之形成 “二战”以后，国际社会意识到“欲免后世再遭战争之祸起见，亟须使今日之年青一代在民族间和平、互助尊重及了解精神中抚育成长”，并对于采取措施在青年中实现和平、冲突转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工作等各项人权达成了广泛共识。联合国《2005年世界青年报告》明确将“扮演着受害者和犯罪者双重角色的青年积极参与武装冲突”列为联合国青年政策优先关注的十五大领域之一。青年性与冲突形成之关系可以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层面加以分析。 青年期是身体生长发育、人生上升发展的重要人生阶段。这一阶段也被一些青年心理学家称之为人生的“动荡期”，身体的成长、同一性的形塑会带来一种天然的向上向外的张力，他们渴望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可，蕴含着巨大的潜能。这种人生发展的张力促使青年感性思维、意见表达、社会交往与集体行动异常活跃，通过青年组织、公共媒体、亚文化、网络参与可以汇聚成重大的社会力量——建设性的力量抑或破坏性的力量。而与此同时，青年又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可塑的人生过渡的不稳定阶段，容易受到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的影响，并形成群体行动。这种群体的英雄主义和革命主义既可能带来社会变革的动力，也有可能构成一个社会内部或者对外冲突的重要参与力量。青年是现代性的产物，“青年既被时代所裹挟，也深刻影响着今天这个时代”。近代以来，青年之所以也被称为“革命青年”，其原因就在于基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的社会年龄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又被抽象为“青年性”，具有鲜明的启蒙性、革命性、批判性、创新性、超越性和未来性特征，在这里，青年被理解为超越生命存在而成为对人的自由和解放行为的价值尺度，“是一种思想、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世界观”，“在青春期与成人期之间的阶段中，传统的资源和新的人的内在资源融为一体，创造出新的潜在的可能”。“新型的个人组成了新的世代，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人类的历史时代”。但与此同时，青年期作为从少年儿童向成年人的过渡阶段，又是一生之中具有挑战性的时期，面临着教育、技能、健康、婚恋、家庭、育儿等全方位的发展需求，而所能运用的资源与成人相比却又较为有限，因此，青年人既面临着光明的未来，是未来世界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又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弱势地位，在结构暴力的社会场景中更容易受到剥削、剥夺、排斥，具有某种特殊脆弱性。当新生世代的这种上升的、外向的张力，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如若无法得到合理的引导和释放，一旦被某种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所嵌入或整合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一旦失控或被误导就会成为重大的破坏性力量。因此，不同社会势力和社会思潮都把争取青年认同、整合青年群体、动员青年力量作为实现政治理想和利益诉求的实践途径。这种力量既可以致力于和平与和解的实现，亦可以被引导成为暴力、冲突、战争等破坏性力量。 为此，也有学者从人口学等学科角度提出了“青年膨胀”“青年过剩”和“青年潮”等分析范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赫伯特·莫勒(Herbert Moller)就从对现代以来欧洲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中发现了青年人口激增与政治暴力之间的逻辑关联，加斯东·布图尔(Gaston Bouthoul)认为青年人口增多之所以会威胁国家安全原因在于就业、教育资源的有限和匮乏引致了激烈竞争，20世纪70年代，纳兹丽·舒克瑞(Nazli Choucri)也发现了青年人口与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贡纳尔·海因松首次提出了“青年膨胀”完整的理论框架，其发表于2003年的《子与国：国家兴衰的恐惧》使这一理论风靡一时，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国人口中15～29岁青年群体人口超过总人口的30％，定将出现社会冲突和暴力[1]。青年膨胀又可以具体体现在青年人口数量规模、年龄结构和地理分布3个维度的膨胀。美国智库和情报部门为了预测世界战争和冲突爆发情况，也曾对中世纪以来的人口结构、青年人口比例与战争冲突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析。这一分析将15～29岁的青年人口数量定义为有战斗能力的年龄层，即为“军备人口”。根据这一观点，当一个社会当中青年人口比重占总人口较大或急剧增加时，就会使得一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活跃的、扩张的趋势，甚至爆发改革或革命的历史现象[2]。相反，当一个社会青年人口比重下降(即呈现出显著老龄化的趋势)的时候，一个社会就会出现保守化、内向型的特质。这一点无论是从纵向的时间分析抑或横向的区域分析都可以得到有效佐证。从纵向看，15世纪宗教革命、18世纪欧洲民主主义革命、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纳粹主义的兴起、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抗议活动、21世纪初的反伊战和平运动、西亚北非政治变革和动乱、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街头政治和逆全球化运动等都与青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有关[3]，又都是以青年为主体和核心。从横向看，在世界124个国家中，存在青年过剩现象(青年人口超过人口总数的30％)的国家有67个，其中60个国家近年都出现过动乱和内战的经历。英联邦发布的《2016年全球青年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15～29岁的青年大约有18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其中，87％的青年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南亚和非洲，每3个人中就有1个青年。这种人口结构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青年面临严重的生存资源挤压和政府青年政策治理能力低下的双重困境，而面临着老龄化问题的发达国家，却实现了较高的青年发展指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似乎冲突和动荡更加频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研究指出：“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突的原因。”这源于“个人追求幸福经常会有涉及他人福利的外部后果”，“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有统计显示，伊斯兰文明国家人口从1900年的1.5亿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12亿，增加了7倍，尤其是青年人口激增导致青年人口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面临严重老龄化、少子化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近些年来，伊斯兰文明挑战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家主导地位的冲突事件不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说，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可以被看成是一场青年社会运动，其主体力量是年轻人，其领导人物中80％的人是持有大学学历的20～30岁年轻人，70％的人出身贫寒。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分析有关伊斯兰世界中的青年与冲突关系时曾感叹：“没有人可以否认我们陷入了一场关于心灵和思想的代际战争，这场战争不可能只靠军事手段获得胜利”，“我们还需要其他手段让近2亿穆斯林青年相信，极端主义绝对是条死路”，在他看来这些手段主要包括“教育、就业和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