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过客”: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的指标建构与现状评估

作者简介:
陈超,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福建 厦门 361005);蔡一村,男,博士,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006);张遂新,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台湾研究集刊

内容提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都有了在大陆求学、就业的经历。针对这些台湾青年在大陆的社会融入状况,本研究建立了一套有关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该体系由“发展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共18个指标组成。以该指标体系为基础,本研究发现:(1)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大多从工具性的需要出发,并缺乏扎根意愿,因此,他们是一群“实用主义过客”;(2)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的过程,并不简单依循“从经济到身份”的线性发展模式,而是在多维度上同时展开。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8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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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8)01-0015-11

       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巩固和深化,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有了在大陆求学、就业的经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作为充满活力和希望的“两岸使者”,这些台湾青年不仅是两岸彼此认识和联结的重要纽带,更将在两岸关系未来发展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对于在大陆台湾青年群体的研究较为缺乏,我们并不确切知晓他们能否融入大陆的生活,又在哪些方面需要帮助。本研究即试图实际了解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的基本状况,以期对今后进一步做好在大陆台湾青年工作有所助益。

       为达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建构了一套包括“发展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等四个维度共18个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旨在对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状况进行专门评估。通过问卷调查,本研究得出两点基本结论:第一,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大多从工具性的需要出发,并缺乏扎根意愿。因此,他们是一群“实用主义过客”。这一特征在四个维度上的具体表现分别是:在发展融入上,他们意愿高,但渠道少;在生活融入上,他们能适应,但不参与;在文化融入上,他们能接受,但不认同;在心理融入上,他们有关切,但无归属。第二,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的过程,并不简单依循“从经济到身份”的线性发展模式,而是在多维度上同时展开。

       一、文献综述

       从研究对象上看,有关社会融入的先行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民工与海外华人这两大群体。这些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与华人在移居国的融入问题。针对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状况的研究较为罕见。下面将对这三类有关社会融入的研究进行简要的回顾与总结,以期为本文理论框架的建构提供基础。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

       概括而言,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主要有两类研究:一类是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什么”的研究,集中探讨城市融入的程度与状况;另一类则是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为什么”的研究,重在挖掘影响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因素。

       在第一类研究中,如何构建出一套测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成为许多文章关注的重点。总的来看,尽管各个研究者在城市融入的具体指标设定上颇有争议,但是在几个基本维度上存有共识。这几个维度分别是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与文化心理(身份)融入。①有趣的是,学者们基于这些相似的测量维度进行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没有大的差别,整体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②然而,通过对安徽搓澡工的深入调查,赵莉指出,当前城市部分农民工的经济适应性良好,通过老乡之间的“强关系”以及他们同客户之间的“弱关系”,他们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在城市中的社会交往适应。③

       在第二类研究中,先行文献主要从企业、社区、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四个方面来分析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的影响。从企业出发的研究发现,工人劳动时间与城市融入状况呈现显著的负相关,④而适当的员工帮扶计划则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程。⑤从社区出发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罗竖元指出,社区的开放性、接纳度与共享性文化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⑥徐延辉、罗艳萍将社区作为一个主体,把社区文化进一步整合进了“社区能力”的概念之中,更加系统地阐释了社区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⑦与关注微观企业与社区因素的研究不同,关注宏观制度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研究指出,广泛的社会信任、社会距离与制度排斥才是影响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⑧

       综上所述,虽然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在融入程度以及影响因素这两大问题上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样本选择的问题。先行研究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以一省、一市甚至是一个行业作为抽样总体,从而使得结论的外部适用性受到局限,最终导致不同研究之间的争议大于共识。但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先行研究在有关“社会融入”的测量上实现了较为一致的观点,为本文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二)华人:移居国融入

       海外华人群体是有关社会融入问题的又一重要研究对象。围绕这一群体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一般而言,海外华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

       董庆文与陈迅通过对中国留美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中国留学生在当地文化适应主要面临三个挑战,即学习方法的差异性、自我管理与发展的难题以及沟通技巧的缺乏。⑨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上三种挑战并不能概括所有海外华人在地融入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可以把留学生看作是海外精英华人群体构成之一的话,那么对于更多的非精英华人来说,他们在地融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不同形式的非法身份合法化。⑩在这一过程中,合法化进程的难易直接与当地政府政策相关。在对荷兰印尼华裔群体的研究中,李明欢曾明确指出,“如果所在国政府对当地华侨华人基本上采取不歧视、不排斥的政策,那么移民家庭在三代之后大多自然而然地认同于当地。可是如果当地政府采取排外主义,或一厢情愿地强迫加速同化,其结果只能是(1)迫使有能力、有可能再移民者远走高飞;(2)从反面唤醒并强化已植根于当地者的‘祖籍国’意识,造成华裔心灵上的扭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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