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传记一直被认为是历史作品中的一种类型，《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为“道德历史学家”中的模范。①然而，19世纪之后，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名人传》的史学性，把它看作一部缺乏史学价值和治史态度的文学传记；但矛盾的是，他们又常常在研究中将其作为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的重要史料多加引用。②一部分学者坚定地认为《名人传》并非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通过史料组合和人物比较方法来实现其道德训诫目的的传记文学作品。例如，爱尔兰作家理查德·切尼韦克斯·特兰奇认为，《名人传》在一个长时期中普及、流行的原因是普鲁塔克对“历史”和“传记”之间的区别所具备的清晰洞察力。在《名人传》中他没有书写“历史”，写的仅仅是“传记”，虽然书中多少涉及一些历史背景的叙述，但究其根本都是为刻画传记中的人物形象服务的。③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利奥在其1901年出版的《作为文学样式的希腊罗马传记》中提出，普鲁塔克所做的工作就是从其他历史作品中寻章摘句，再将这些内容纳入其写作风格与道德观体系中去。④100年后，克里斯托弗·佩林在《普鲁塔克和历史》中又重复了大体相同的看法。佩林指出普鲁塔克在传记中通过糅合相似的材料，压缩和打乱时间顺序，构建具体情境等文学策略来让其写作资料合理化，并根据需要解释和强调的不同传记内容，变换使用他的写作材料。⑤菲利普·斯塔德特也从写作方法和资料运用的层面说明了《名人传》的“传记性”。他认为，尽管普鲁塔克说自己“撰写的是传记，而非历史”，但是更确切地来说，他是将历史性的叙述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传记。这种改造迫使他对传主进行新的解读，以及时常对一个事件发生的背景进行富有想象力的重塑……与传记无关的历史资料会被缩短或者被去掉，而其他(无关的)资料则会被压缩、简化和替代。⑥ 在将《名人传》定性为传记文学的共识下，学者们也尤其关注其道德训诫的写作目的和平行比较的传记手法。⑦例如，D.A.拉塞尔认为普鲁塔克传记的形式和规模依据写作材料和他所声称的写作目的被严格规定了下来，因此普鲁塔克常常提及自己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方法。⑧R.H.巴罗在指出《名人传》缺乏史学价值的同时，又认为其叙事方法是错误的：有些篇章里的人物能通过相似的历史情境、性格或者生平事迹进行比较，而有些人物则因为相似性很少，不足以进行比较，普鲁塔克只是从写作目的出发，刻意而为之。⑨ 就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文学性”几乎成了学者们为《名人传》定性的众口一词的共识了。但需要考虑的是，如果说《名人传》缺乏必要的史学性，那么人们频繁地把它用作史料的合理性又何在呢?在笔者看来，学者们经常将其用作史料的做法恰恰能够证明这部作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史学性。采用当代人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标准来衡量《名人传》，也未必完全公正客观。而且，古代的史学和传记文学并非像今天的同类体裁那样纯粹：历史编纂中常编织着神话传说，传记中也不乏严肃的历史考证。此外，像前辈学者通常所做的那样，以普鲁塔克部分的人物传记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并不足以论证其史学性的缺失，解读其全部传记才是更为稳妥的做法。 事实上，普鲁塔克的“传记”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他在《亚历山大传》的前言中曾写道：“我撰写的是传记，而非历史；那些最为光辉的事迹往往不能显示善与恶，一种措辞或者一件小事，比起千军万马参与的战役、最强的军备或是对城市的围攻更能够揭示人物的性格。”⑩在《加尔巴传》中普鲁塔克又说：“对事件精确且详尽的叙述都属于正史；而我的义务在于不去省略那些在罗马皇帝的事迹和命运中值得提及的事件。”(11)从这两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鲁塔克一方面力图采用与古代通行的史学著作——这种著作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划清界限的方式，来界定自己《名人传》的性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历史和历史研究来支撑其传记写作，并明确表示其历史研究是具有选择性的，选择的标准在于彰显美德。在普鲁塔克笔下，“传记”和“历史”的紧张关系根源于道德教诲的写作目的。 本文的任务是通过对《名人传》全部传记的考察，透视“传记”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普鲁塔克是如何不断地尝试应对这种关系以期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研究发现，他是本着展现他认定的“客观的历史原则”去撰写传记的，并就部分前辈史学家的记载进行了考证；与此同时，对神话和神话人物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对那些无法解释的神话、传说和人物轶事他又抱持宽容的态度。每部传记都综合运用各种来源的历史材料和传说故事，展现两位传主的生平和品行。以这种平行比较的方式撰写古希腊、罗马英雄人物的传记，也使《名人传》具有了类似现代比较史学的若干特征。以上这些正是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叙事模式。 一、“传记”引导“历史” 普鲁塔克在《泰摩利昂传》中曾经说道：“以我为例，写作引导我研究历史(
(12))并有能力精通之，我时常将那些最优秀的(
)、最受尊敬的(
)人物形象植入内心深处。在不得不面对有关史实时，我会抵制、避免那些恶毒的、卑劣的事迹，平静地将自己的思想从它们那里转移到我所举出的高贵人物例子中最好的那部分人身上。”(13)普鲁塔克明确自己写的是传记，传记引导他研究历史。拉塞尔指出，“他(普鲁塔克)不否认自己对历史的了解，但他更注重在简单的历史知识基础上提出一个固定的道德选择。”(14)诚然如此，普鲁塔克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具有选择性，选择的标准在于满足传记写作的道德需要。对普鲁塔克而言，《名人传》是基于历史叙述的道德教育文本，他在《伯利克利传》前言中这样概括自己希望通过传记给读者带来的影响，“读者于内心对美德的行为深有同感，经过激励后产生极大的渴望去效仿它们。”(15)正是由于普鲁塔克对传记体裁的认知，《名人传》主要介绍的是英雄人物生平中足以显示他们德性的事迹；同时，作为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名人传》又无法避免对历史事实的涉及，这就需要普鲁塔克在“传记”与“历史”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以实现其基于历史叙事的道德训诫的写作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