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黑人民权改革:国际史视野下的布朗案判决

作 者:

作者简介:
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转变、美苏冷战的展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以及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国际转向,促使美国的种族问题日趋国际化。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和“世界领袖”地位,并努力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到资本主义阵营一边,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保障黑人权利。在布朗案等系列黑人民权诉讼案中,司法部代表美国政府以“法庭之友”身份提交书面陈述,从美国外交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要求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布朗案中,最高法院在多个方面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从而最终作出了推翻“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判决。美国充分利用这一判决结果和有利的国际舆论,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美国政府对布朗案判决的政治利用取得了一定效果,而国际舆论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黑人民权改革。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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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以下简称“布朗案”)①作出历史性判决,认为“实行隔离的教育设施乃是从来就不平等的”,一致同意推翻“隔离但平等”的原则。②这一判决不仅从宪法意义上废除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且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勃兴起到催化作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美国学界从多种视角进行了研究。③

       通过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司法诉讼斗争,以及以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首的最高法院对黑人民权事业的支持。然而,民权运动和围绕民权展开的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深受复杂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布朗案的诉讼与判决过程也不例外。在德里克·贝尔看来,冷战增加了美国政府和民权运动之间“利益趋同”的机会,推动了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作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④玛丽·杜兹亚克提出了“冷战使得废除种族隔离势在必行”的命题。在战后一系列黑人民权诉讼案中,司法部以“法庭之友”(amicus brief)⑤的身份提交书面陈述,把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批评作为推动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重要理由。而布朗案判决则有利于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托马斯·博斯托尔曼认为,应从冷战背景思考美国种族关系的变革和布朗案判决。阿扎·雷顿论述了战后国际因素在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种族问题上的重要性。克莱曼也强调,美国政府把冷战视作重要因素,推动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作出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⑥

       国际史视野下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美国行政当局如何利用冷战带来的国际压力来推动国内的民权改革,却往往忽视了最高法院对国际因素的考虑。此外,战后美国种族问题的国际化、美国政府和社会对布朗案判决的政治利用,尤其是在国际上重塑美国国家形象等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围绕冷战、美国国家形象和黑人民权改革来重新审视布朗案判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重点论述以下几个问题:战后美国的种族问题为何演变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政府如何处理令其在冷战外交中难堪的种族问题,以及如何努力推动布朗案判决朝着废除种族隔离的方向前进?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国际因素对“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废除起到了什么作用?布朗案判决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美国种族关系中的这一重大变化?美国政府和社会又怎样利用这一判决结果在国际上重塑美国的国家形象?而这些努力又起到了何种成效?

       一、战后美国种族问题的国际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高举“四大自由”的旗帜,反对纳粹德国的专制和种族主义。但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却与其宣传的自由价值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常常遭到纳粹国家的嘲讽。⑦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国内的种族主义与“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有着根本冲突。1944年,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撰写的《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在美国甫一出版,⑧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⑨该书的部分内容在1954年布朗案判决中被最高法院引用,并对判决结果产生了积极影响。缪尔达尔认为,“美国信条”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而这种“两难困境”又“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关切”。对美国而言,一方面,任何对黑人的歧视将让美国付出高昂的代价;另一方面,任何对黑人权利的保障将给美国带来丰厚的回报。在缪尔达尔看来,“美国为了获得国际声誉、权力和未来的安全,需要向世界展示黑人可以令人满意地融入美国民主之中”。⑩

       在奉行孤立主义外交的时代,美国并不特别在意国内媒体、左派力量和国际社会对其种族问题的批评。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轰动世界的斯科茨伯勒案(Scottsboro Case),种族主义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1931年,亚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的地方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九名黑人青少年死刑。后经医生对“被害人”检查,证明“强奸犯罪”纯系两名原告捏造。美国国内外的进步力量对被告展开了长期的援救,并发动了揭露亚拉巴马州当局种族主义的斗争。据学者克莱曼分析,尽管美国共产党和苏联对这起事件中的种族主义进行了广泛批评,但当时美国对“世界领袖”地位尚无特别兴趣,故该事件对美国而言“后果并不严重”。(11)然而,在一定意义上,二战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美国必须适应新的地缘政治。(12)

       战后,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其自由和民主因国内的种族主义备受考验。为了维护“世界领袖”地位,美国把“维持信誉和树立声望以及打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以保持盟国忠诚,削弱敌国的意志,以及赢得中立国家的追随”。(13)然而,美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转变,使得国内的种族问题日渐成为美国外交的“最大负担”。(14)美国民主因国内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嘲讽,尤其是来自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美国驻苏使馆的一份报告说,“苏联媒体反复强调发生在美国的私刑以及存在的种族隔离、歧视和剥夺黑人政治权利等问题。它们力图向世界构建一幅在目前的美国政府形式下,黑人饱受蹂躏以及看不到任何改善自身地位希望的景象”。(15)显而易见,“如果美国要在世界事务中充当道义上的领袖,那么它首先应清扫自己的房子,不能对国内的种族歧视和隔离视而不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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